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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这期间易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魏伯子之死。
情况很可能是，诸子的“激动扰攘”
，因了伯子之死，而折入于悲愤沉痛。
伯子，名际瑞，字善伯，原名祥，字东房。
如若一定要伯子为他的死承担一点责任，那么丙戌那年他的“出”
，或许可以算做祸端。
当时清王朝委任的新县令到任，局势已大致平靖，魏氏兄弟有了一次机会，作更从容、更理性的选择。
上文已经说到，叔子、季子在这当儿选择了“山居奉父母”
，而伯子却在一番逡巡之后，选择了出而应世。
伯子对于他自己的选择也有辩护。
比如他说，“豪杰之士能为人所不能为”
，他们特立独行，不恤人言，不顾世俗之毁誉，“有时能奋立于天上，有时能伏泥中，有时可以绝类独上，而不畏天下古今之横议；有时屈情从众，不避庸俗之名”
（《续师说》，《魏伯子文集》卷三）。
也就是说，必要时惟豪杰才能“自污”
。
我们不知道伯子当选择之时是否感到过痛苦，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即伯子因有这一“出”
，后世的“遗民录”
上没有了他的名字；而有魏伯子在“九子”
之内，易堂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遗民群体”
。
对于本书而言，伯子此“出”
的确意义重大——其人所从事的活动，复杂化了“易堂”
的性质。
我以为对于这类身分问题，看重的或许更是后人，尤其在清代表彰明遗民的活动中。
彭士望说陈恭尹因交游广阔而“为人所訾謷”
，陈氏的态度是“任之”
（《赠北田四子序》，《树庐文钞》卷六）。
即使不能超然于毁誉之外，伯子对于自己身后是否能入遗民录，未必真那么在意，尽管他确也曾反复陈情，申述他“应世”
的不得已。
伯子有诗曰：“海国干戈正未休，书生仗策几时投。
伪朝李密惭忠孝，江左夷吾老寇雠。”
（《署中月夜登楼怅然之作》，《魏伯子文集》卷八）伯子的心事，也惟在诗中，有曲折的透露。
在事后的追述中，伯子的选择被一致解释成了作为长子，为了宗族利益的牺牲。
这一解释被不断复述，证明了诸子对问题的严重性的了解。
他们说，伯子的作为，有大不得已者。
那时宁都局面混乱，即使如易堂这样“结砦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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