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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重大，因为关涉身分：留在山上，即选择为遗民（当然这身分在此后的岁月中也可能更改）；出而应世，则多少意味着放弃遗民身分。
叔子、季子选择了前者。
到叔子准备出游吴越的壬寅这年，永历已死于吴三桂之手，两年后（甲辰），张煌言就义；虽郑氏在台湾仍奉永历正朔，事实上抵抗运动已大致平息。
叔子这一年决定出游，自然是经了深思熟虑的。
当此时王夫之已避居湘西，黄宗羲正在撰写《待访录》。
这一年顾炎武在北中国，曾出古北口，往蓟州，又曾谒北岳恒山。
其《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中，有“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句——遗民中的顽强者，心也还未死。
不止入不入城市，如叔子这样的入山、出山，在其时也不免有繁复的政治及道德语义。
叔子、季子当年的选择山居，即示人以坚持甲申之际的政治立场。
既然那时以入山为拒绝甚至反抗，那么局势稳定后的出山，无论是出应世务，还是如叔子这样的出游，都不免有了严重意味。
当此之际，遗民的“心防”
不可能不遭遇重大冲击。
一入一出，的确也构成了易代之际一部分士人人生的两个段落。
倘若想到十八年后叔子死于道途——彭士望的说法是“野死”
，未尝不可以认为，这一“出”
参与铸成着他的命运：出山在叔子，含义岂能不严重!
城乡（包括山）的道德意义，甚至不待“易代”
才有。
尽管有明一代城市、商业有了大幅度的发展，保有洁癖的士人，仍然坚持以城市——尤其商业繁荣的城市——为“浊世”
。
因而叔子下山前的精神准备，还包括了准备着涉足浊世。
他一再提到杜甫的诗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事关“清浊”
，意义岂能不严重!晚年的季子，也引了杜甫的这两句诗，说每当还山，即觉“真趣自多”
，而“每下至山麓，面目渐换”
（《答李元慈》，《魏季子文集》卷九）。
至于伯子的出而“应世”
被描写为“自污”
，也应当既指与异族的权力者交接，也指踏入城市这浊世。
伯子自己也说：“一自入城郭，竟如投网罗”
（《杂兴》，《魏伯子文集》卷七）——可以作为人受制于自己制作的文化符号、自己的文化想象的例子。
明末名臣孙承宗早就说过，“士一涉世，真气渐靡”
（《应天乡试录后序》，《高阳诗文集》卷一一）。
本来，“真气”
也赖有某种隔绝，包括对于东南名士文化较少沾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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