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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年谱看，走访易堂，不过是方氏此一时期诸多交往中的一次，譬如路边茶寮偶尔的小饮，易堂中人却缱绻不已，叔子甚至“积绪缠绵，如春蚕成茧”
（《与木大师书》，《魏叔子文集》卷五）——由此也更见出诸子的天真、恳挚。
这番交往对于叔子等人影响之深，见之于诗文，未必方氏本人所能料及。
叔子这一时期曾涉江逾淮，与吴越人士交往，却似乎没有另一个人，如方以智这样使他受到如此强大的吸引，在易堂同人中引发了如此持久的震动。
方以智自然不大会想到，他的一次偶然的过访，甚至影响了某个人（如林时益）此后的人生。
方氏的魅力固然在这僻邑的一群书生那里得到了证明，易堂诸子也缘方氏这样的人物，领略了其时由名（流）胜（流）所标志的境界。
较之魏叔子、林时益，方以智阅历太丰富，交游太广阔，学识太渊博，令他们仰慕之余，不免有一点受宠若惊。
即使如此，叔子也仍然不放弃规诫的义务，说他自己与林时益事方氏“拟于严师，然意所不可，则谔谔然自比诤友之列”
（《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
若干年后，这友情得了一个考验的机会，那就是方以智之死。
方氏之死，至今仍被作为悬案，但这不是这本小书所要讨论的。
余英时注意到与晚年的方以智过从甚密如施闰章者，对方氏之死像是讳莫如深。
我也奇怪黄宗羲遗留的文字中，关于他的这位遭遇不幸的故交，却像是只有《思旧录》中说到其人“好奇”
的寥寥数语。
方以智之子也说时人对于其父之死，“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
（方中履《吴孝隐先生墓志铭》，转引自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
或许方氏本人也不曾料到，当他去世之时，由赣南山中发出了最沉痛愤激的伤悼之声，几位未必知交的朋友，再三凭吊，一往情深。
如若当时的确有过关于方氏之死的禁忌，如若那禁忌果如余英时所形容，那么易堂诸子对方氏的凭吊就弥足珍贵。
那不但是有关方以智的重要文字，也是解读易堂的重要文字。
我所见祭吊方氏的文字，悲慨淋漓，未有过于彭士望的《首山濯楼记》（《树庐文钞》卷八）者。
此文以遗民哭遗民，堪称奇文，是其时遗民表达中最富于**的篇章。
无论方以智是否以诸子为知交，对于方氏，赣南的这几个热血男儿，像是知之独深。
彭氏写于方氏死后的文字，对其人内心的隐痛，有何等深入的洞察。
与方氏结交稍早的曾灿，则认为方氏的悲剧不始自丧乱之时，说当其人少年时，“击筑骂坐，醵饮大呼，洋洋洒洒，下笔数千言，纤绮骈丽，珠玉缤纷，而兴之所至，忧辄随之”
，像是已然明白了“其道之必穷”
（《无大师无生寱序》，《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二）。
因自托知交，故不免为其人虑之深远。
叔子向方氏的三个儿子传授保生全身的经验，教以“虑患之深”
、“见几之早”
（《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由此后的事态看，决非杞忧。
这些翠微山中人，或许真的比之方氏父子更了解他们的处境。
由一段距离外，诸子密切注视着这个家族，预先察知了方氏命运深刻的悲剧性。
以方氏诤友自居的叔子，曾劝方以智晦迹，批评其人“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
（《与木大师书》）。
鸿飞冥冥，弋者何慕。
叔子奉上的，未必不是一剂良药。
但方以智毕竟曾经是“尚通脱”
的名士，一领袈裟，不可能尽掩昔日形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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