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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变”
发生时，诸子不免蒙受了财产损失，并被迫避去。
魏氏一度客居雩都（今于都）。
至于“山变”
后的易堂状况，诸子的说法却颇有出入。
叔子说，“明年，伯子归自广，卒复之，诸子之散处者咸集”
（《翠微峰记》）；季子却说“自故山变后，饥驱离析，岁不四五聚首”
（《同堂祭彭躬庵友兄文》，《魏季子文集》卷一六）。
彭士望《易堂记》的说法与季子一致，说经此变故，虽魏伯子率其二弟再居易堂并招诸子，而“诸子既久隐穷约，被山难，贫益甚，散处谋衣食”
，“仅时一过从”
。
还说：“自乙酉迄今庚子，十六年，多难，山城路数通塞，不时聚散，壬辰后遂散，不复聚。
惟戊、己间聚最久……”
看来“山变”
或曰“山难”
，的确是易堂历史的转捩点。
情况也可能是，令诸子聚居的动机已渐渐失效，“山难”
不过为酝酿中的解体提供了一个时机而已。
由丙戌诸子翠微峰“读《易》”
，到此已有大约六年，易堂维持的时间并不能算短暂。
避乱原是战时行为，待到环境渐趋平静，回复常态是自然的事。
陈瑚移居蔚村，在顺治四年秋，三年后也就离去。
南丰的程山与易堂的情况相似，据叔子说，曾同聚于程山的“五君子”
，后来也因“离乱”
而“散处”
，“相去或数十百里，岁时不二三相见”
（《赠程山五君子五十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
于此也可考察易代之际士人聚散之迹。
三魏之父魏兆凤毕竟老于世故，他早就说过：“人于聚顺之下，不可不存孤孽之心。”
（《魏徵君杂录》，《宁都三魏文集》）
那一时期，有遗民以非官方身分参与故明国史的撰写，或从事私家著述，无非在建构记忆，关于故国的、关于他们参与其间的当代史的记忆。
在易堂魏禧、彭士望，这过程几乎是同步的——他们演出自己的历史，同时试图用了书写肯定它。
叙事行为直接参与了对于人生意境的营造。
他们在用述说构造历史时是如此热诚，以至自我想象与当下此刻的行为难以区分。
令我感兴趣的，更是彭士望、魏禧有关易堂的叙事态度，他们那种经由记述为历史留一份见证的自觉。
我甚至猜想诸子对避居地的着意经营，也为了拥有一方诗意空间，以便那段友情的展开。
在这意义上，那些庐舍亭阁以至泉石花木，无不参与构成着剧情的有机部分。
你由其时士人的文字，往往能读出关于他们“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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