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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业会以德性培养为目的，推伍思韶（1498—1588）主持；[90]举业会为准备科举，由伍惟忠指导。
而从行状中可知，伍思韶、伍惟忠两人治家均强调“崇礼”
。
[91]
以下这个例子则可看见，地方讲学活动如何进一步将礼仪实践推广到荒僻村落。
萍乡人陈守中，跟随刘元卿讲学，因为萍乡朴陋偏远，不知正确的丧祭礼仪，陈守中便从刘元卿处手抄祠祭仪，回去令家人学习行礼，自己并“时为赞祝、时为祭主”
，务令人人着于礼节乃已。
而且每次讲会聚集时，陈守中总带着一二位子弟同行，下次聚会又更换一二人，久而久之，子弟人人皆受到讲会教化的潜移默化而闲于法度。
[92]由上述诸例可见，刘元卿等人在家乡的讲学活动，不仅着力于义理的阐发，或仅止于士人之间的聚集论学，也不仅致力于文字文献的编辑，更有落实改变风俗的实际努力与作为，而在这一切与教化有关的努力中，“礼仪”
显然是最受重视的一环。
另外，我们从江右吉安讲学者的个人传记也可发现：“遵古礼”
是一个颇受称赞的行为，而且身体力行者人数颇多。
举例言之，安福的朱意、朱淑相、朱章、伍思韶、永新的周嘉善（后更名周铎）、泰和的胡舜举、欧阳绍庆等人治亲丧均悉遵古礼、庐墓三年，或不惜付上身体代价，刻苦勉力以遵守礼制。
[93]名为“古礼”
正表示不是当时流行的风俗，江右方志和传记频频出现士人悉遵古礼的记载，表明了当时确有士人欲改变风俗、仿效远古传统的努力。
这种“以礼化俗”
的努力，并不限于江右士绅，而是更普遍的晚明社会现象，何淑宜对晚明士绅丧俗改革的研究指出，这主要是针对明中叶以后由质朴转奢僭的礼俗进行改革，且透过家族、乡约、丧葬会社的组织进行。
[94]除此之外，方志中标举“遵古礼”
的书写，当然也表达了记述者——在此主要为王时槐、刘元卿等理学家——对于“礼”
的重视。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谈到，流行于当时一种怀疑声名、乡评等外在评价，与实际道德内涵间对应关系的看法，而江右学者对此看法深不以为然。
“名称其实”
当然是一种理想，但晚明江左理学界普遍出现一种看法：有名声、孚众望的人，未必有道德之实；相反的，君子可能遁世而无名，但即使如此，也应该要毫不为所动，且潜修不息。
他们也担心由“好名”
所激发的行为，是道德修养的最大阻碍之一，因此强调“断名根”
“打破毁誉关”
“圣人无名”
等，这种看法主要为王畿和泰州学者所倡导。
[95]这样的看法受到江右和东林学者猛烈的批判，王时槐视之为“洪水猛兽”
，又说：“近世有谓悟道之士虽终身被恶名埋没，不得出头，亦所不恤，此言最害道。”
[96]为什么这种说法受到如此严厉的批判？儒家圣人不是早已说了“人不知而不愠”
“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这类的话吗？[97]
问题主要在于这类的看法如何在当时学界中发酵，引发何种结果。
当然王畿等人所倡“断名根”
“圣人无名”
的说法，是可以有其深刻而超越的意涵的，尤其当把反省的矛头指向自我，与对自己修德的期勉时，这种看法使人能超越外界的品评而聚焦在自我德性精进上，有不断警策、端正意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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