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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见郡中高贤亦往往怅惜于此，先进之从，固当共图之矣。
[20]
第二段出自王时槐的《三益轩会语》：
吾吉郡先辈，人品虽不齐，大概其性质拙而不能巧，方而不能圆，朴而不能华，径而不能婉，实而不能浮者居多，有不然者，则士论讥斥之，固其风气近正，亦先辈以名检相尚而然也。
是以其卓然出为名臣，立忠谏死难之节者，甲于海内，可谓盛矣。
抑又以见仗节死义，惟拙僻者能之，彼滑稽便儇者不能也，此是吾郡相传旧家法，后来者当思仿慕不可失此意。
[21]
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江南的士大夫对理学较不感兴趣，[22]阳明学虽也曾盛行于南中一带，但影响的范围与深度都较弱，江南士人倾向讲究高雅品位的文人文化，且以此自诩，这种文人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与道学对立，至少有所区隔。
[23]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江南士大夫都能够沉溺、享受这种奢华和精致的文化飨宴，许多江南士人，虽然其生活未必能完全隔绝于此新兴文化活动，但他们对这种快速变化的城市奢华风尚，却时发严厉的批判，早期淳朴的风尚仍是他们所向往的良俗美德，回归礼教制序仍是他们的愿景。
[24]然而从上面的引文，我们看到王时槐采取了一种简明的二分法，将江右与江左文化简单化约为“淡朴淳庞劲直”
“拙方朴劲实”
与“侈艳圆转流动”
“巧圆华婉浮”
的对比，其间王时槐的价值判断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透过这样诠释、区分，甚或虚假建构一些能够区分自我与它者的范畴，属于江右的文化传统才再一次获得阐明，江右文化的优越性也再一次获得宣扬。
也正是透过对传统的再诠释与建构，晚明江右学者再次凝聚了他们对于本地的认同感，同时在不得不面对与江南文化竞争的困难态势中，为自己寻得某种定位和发声的位阶。
（二）江右传统的建构
本节主要欲讨论晚明江右理学者，如何透过参与地方志历史书写，以及提倡讲会活动的方式，来诠释、塑造、体现江右的传统，主要考查的对象则是晚明江右重要且深具影响力的讲学领袖——王时槐与刘元卿。
需要说明的是，我虽然认为阳明学与地域文化传统结合得最明显的地区是江右，本节也欲凸显这一点，但我并不认为下文讨论有关士人参与编纂方志、书写地方历史、修建祠祀等地方性活动，仅限于江右。
事实上，根据包弼德对金华地区的研究，从南宋以降士人书写地方史的现象已颇明显，晚明金华士人的地域认同也颇强，其间当然也有阳明学者（或广义理学家）的参与，但也如同本书第五章指出的，其文化表现和主张也相对更多元。
[25]
（1）地方志编纂
虽然中国地方志的编纂起源颇早，可上溯春秋时代的作品《禹贡》，但就文类的体制而言，则成熟于宋代。
当时有不少州县官主修州县志书，不仅生产了为数不少的作品，也奠定后代州县志编纂的体制。
不过若就数量而言，则以明清两代最盛，现存明代方志多达八百七十余种，且主要是晚明时代的产物。
[26]地方官之所以支持地方志的修纂，主要基于政治功能的考虑，亦即方志所记载的各种地方信息，可以作为地方官吏因地制宜施政的重要资鉴。
[27]但是除了政治功能外，地方志的编纂工作通常仰赖地方人士的积极参与，此工作也与寻找本地历史、凝聚地方意识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清人李文耀在《束鹿县志》的序文所言：“邑之有志，所以别舆地、辨土宜、考民俗、表士行、彰善瘅恶、信今传后，以垂法守者也。”
[28]修史者所强调的民俗、土宜、士行，都具有塑造地方传统、裨益教化的作用。
这种集政治、教化、修史为一身的特色，即使在20世纪的方志修纂中仍然鲜明，薛虹在《中国方志学概论》中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修地方志的意义与目的时，强调其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的紧迫必要性，他说道：“地方志全面系统地、生动形象地记叙当地这些人物及他们的事迹，用大量的事实，深刻的变化，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对当地人来说，格外亲切，格外有教育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志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的乡土教材，在思想建设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29]晚明方志编纂所传递的意识形态，当然有别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然其所诉诸的手法与目的，则颇有相近之处，均通过有计划地深入挖掘一地的风土、人物、事迹，借着文字的摹写，阐释、建构出属于此地的特殊风俗文化和价值观。
尤其地方志书写的文字，通常对当地文化采取一种同情和赞扬的态度，因此也具有凝聚认同的作用，并借此认同之情，达成某种教化目的。
我们从王时槐和刘元卿所编纂的《吉安府志》，便可以清楚看到他们如何塑造吉安的文化传统，以及理学的价值如何镶嵌在吉安风土之中，成为晚明江右人理解传统的重要面向，也可以看到晚明江右理学家最刻意摹写的江右学风之特色。
王时槐和刘元卿，以及同为理学家的罗大竑，是于万历十二年（1584）左右，在吉安知府余之祯的主事下，受邀考辑编纂《吉安府志》。
这并不是最早编纂《吉安府志》的计划，据称于明成化年间和正德年间都曾分别修过吉安府的府志，但成果今都不传，嘉靖年间又有一刻本，也仅存残卷。
[30]因此王时槐主编修成的36卷《吉安府志》，可以说是最成功，也是至今最早的完整刻本。
虽然此编纂工作是属于官修的计划，但是王时槐、刘元卿等人对修史却不是被动或敷衍了事，而是具相当自发的热忱，且有意识要整理自己乡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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