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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何炳棣的统计，江西省在有明一代的进士总人数（2400）居全国第三，落后于浙江（3280）与江苏（2721）。
明初第一百年（1371—1472）江西省仍然保持第一名，但是从15世纪开始，浙江、江苏逐渐蹿升，并且把差距拉开，以1539—1604年的进士总数为例，江西有633名，浙江和江苏则分别有1032名、784名。
[12]BenjaminA.Elman合并江苏和安徽二省为江南以进行统计，指出明中期以降，江南进士人数以全国16%的比率居冠，浙江以14%居次，而江西的进士比率却明显快速衰退。
江西在明初第一百年内为17%，到了15世纪中已降至10%，晚明更降至8%，只有明初的一半。
[13]在面对科举重心逐渐迁移到江南和浙东地区时，晚明的吉安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竞争激烈的科举中持续走下坡，且有相当的焦虑感，王时槐的《文昌塔记》对此有清楚的记载：
吾吉人文自宋天圣以来始浸起，至我朝洪永之间，号为甚盛，如庚辰、甲申两榜及第三人皆出吾郡，至三人中得二，则迄于成弘之际犹然。
正嘉以后，时得其一，特不数数然耳。
盖自国初抵今二百余年，及第第一人十有一，第二、三人各十有一，会试第一人九，进士八百四十五，官至内阁者十，乡试第一人四十有二，可谓盛矣。
议者以今科第名位固未尝乏，然大较不逮往昔，岂山川风气升降之数使然，宜有以维植之，乃堪舆家谓郡城东北石屋之山突出，阻峙江流之中，与东岸小洲拱揖对立，若为吾郡砥障。
然者盍谋，树塔于石屋之上，足以壮一郡之雄胜，而培未艾之风气，是不可缓。
于是乡大夫暨诸乡荐士，请于郡守晓山余公，公欣然曰：吾固当任之。
[14]
王时槐说，吉安府从宋仁宗天圣（1023—1031）以后直到明洪武、永乐朝为止，在科举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即使进入15世纪，进士总人数渐渐落后于江浙地区，但获取状元、榜眼、探花的卓优人才仍然十分可观，也有十人官晋内阁。
这种辉煌的成绩，到了16世纪80年代已岌岌不保，节节下滑的现象引起本地士大夫的恐慌和议论，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衰退？如何才能再提升？早在16世纪初的罗玘（1447—1519）已经将之归因于“山川之气”
的变化，[15]到了16世纪末，吉安人仍然一筹莫展，只能听从堪舆家的风水之说，决定在石屋山上竖立一文昌塔来改变运势。
此塔在官员与地方乡绅的共同努力下，于万历十二年（1584）10月开工，十三年（1585）6月完工，[16]王时槐应邀为此事作记。
不过王时槐的记并不仅止于记事情之原委，他随后抒发了他心目中吉安人的真正骄傲，亦即吉安的文化传统。
他特别强调科第名位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顶天立地的君子。
他又特别推举吉安府的理学名家罗伦、罗洪先、邹守益、罗钦顺的成就，说明这些先贤的人格典范，才是吉安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国朝试举其最著者，如以罗文毅公、罗文恭公魁天下，而后状元始重；以邹文庄公魁礼闱而后会元始重；以罗文庄公魁省闱而后解元始重。
非三元之足重四公也，得四公而后三元始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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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事件和王时槐的记文，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晚明吉安士人面对过去五个世纪以来吉安傲人的学术和政治成就，以及当时江南快速崛起的凌厉气势时的复杂心态。
晚明江右士人目睹着自己的乡里从政治、学术实力、经济，到地方风俗都节节由中心滑落到边缘的景况，其心情自是复杂而沉重。
然而，他们并未完全放弃重振的信心与希望。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知道江右终于不敌江南丰厚的物质资源与快速的开发，到了清代，在学术-文化-政治的竞技场上远远被抛在后面。
[18]然而，16世纪毕竟不同，在当时的吉安人心中，这样的趋势并不是不可挽回的历史事实，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家乡的竞争力正在衰退中，但落后的差距并未严重到使他们失去迎头赶上的勇气，或让前人的成就成为遥远而痛苦的嘲讽，他们仍敢于想望吉安的再兴，且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传统的优越。
我们或可说，“传统”
对晚明吉安士人而言，虽然构成压力，却不是不能承受的重，许多时候甚至是他们所倚靠的精神和自信的源头，是他们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中，寻找自我定位的凭借。
也因此，他们格外需要认识、诠释此“传统”
，以期承继而发扬之。
这“传统”
也因应地担负了凝聚认同、抵抗挑战的功能。
从王时槐对吉安文化价值的强调，我们也可以读出他努力捍卫江右、抗拒江左的用心。
以下这两段引文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在强烈危机意识下，力图自立以对抗的心态。
第一段是出自西原惜阴会的会规：[19]
近世四礼不行……一慕江左吴越华靡之风，务为侈艳，且渐习为圆转流动，放达不羁，以为高致，遂使吾吉先辈淡朴淳庞劲直之古意，浸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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