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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明江右学者的地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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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阳明学在16世纪的发展中，江右地区，特别是吉安府，扮演着重要的关键角色。
从第一部诸章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看见从阳明学派于16世纪10年代末期成功建构开始，到40—60年代许多地方讲会蓬勃展开且达到鼎盛，或在70年代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的政策下，再到张居正去世（1582）后，随着王阳明获准陪祀孔庙后的又一波讲会复兴，江右地区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可以说王阳明若没有江右作为他学术的摇篮，若没有江右士人对阳明学术的拥戴和传承，恐怕无法造就16世纪阳明学的盛况。
江右之所以能够成为明代理学的重镇，除了特殊的历史因缘——如王阳明在江西的主政经历——之外，更有长期的历史渊源。
江西的书院建设到了南宋时代已非常兴盛，新建数量在170所以上，著名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均与江西有密切的关系，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并建立其教学模式，对后代理学和书院教育起了重大的影响；陆九渊在槐堂和象山精舍讲学，带出许多门徒，并持续影响江西书院讲学。
元代江西书院建设依然颇盛，理学则有吴澄（1249—1333）的草庐学派。
到了明初，则有吴与弼、胡居仁（1434—1484）、娄谅（1422—1491）、罗伦等讲学大家。
[7]即使从这样简略的学术史描述，我们也能体会江西学术传统对阳明学发展的帮助。
特别是阳明学本源于对程朱学的反思与对话，没有对程朱理学的兴趣与知识，不可能欣赏阳明学的精意。
因此，除了王阳明个人的领导魅力以及他在江西的事功外，江右的学术背景也确实提供了一群有兴趣、有能力理解的接受者。
从这个观点而言，当晚明江右理学家强调江右理学的传统时，并不是凭空捏造虚说，而是有相当的历史根据。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传统”
并不是某些一成不变、代代相传、具本质性的事物，或在某些不变的本质之外，进行改变的过程，而是一套始终不能脱离“现在”
的处境和观点去对“过去”
所做出的诠释与运用。
正如Ridler和Joekin所说，“传统”
并非全然无关乎“过去”
，但却是一不断诠释、再发明的过程，而此诠释虽然指向“过去”
，却奠基于“现在”
的意义之上。
[8]正因为现在之情境与需求，在型塑传统与自我认同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当我们讨论晚明江右阳明学者对传统的发挥时，学者们所身处的“晚明”
这个特殊时期是需要被格外注意的。
另外，社会认同的形成总离不开一些具有对照和区隔意义的“他者”
，而在本文讨论晚明江右学者的认同和学术风格时，同时期的江左文化显然正是那个不可摆脱、不容忽视，且深切影响着江右阳明学发展的“他者”
。
下面我将首先讨论晚明江右士人所感受到来自江南的压力，再进而讨论江右学者的因应之道。
（一）来自江南的文化冲激
江南在明中叶以后的快速兴起，不仅让整个帝国目眩神移，也深深震撼了江右士人的文化地位与自我形象。
晚明江南活络的市场经济，不仅生产了丰富的物品、造就了市镇生活的环境与文化，也从国际贸易中赚进大量的银子，使中国成为当时银存量丰厚之地。
这样的经济条件又充分反映在江南人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奢侈的消费风尚、精美物品的收藏、流行的趋向与模仿、审美鉴赏的能力、品味生活的培养等，都产生令人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感染力。
[9]与经济实力相配合的，更是在政治学术的竞技场上——以科举考试和进入官僚体制的官阶而言——有同样傲人的成就。
[10]江南这些经济、学术、风俗的表现，在在冲击着江右士人从南宋以降逐渐累积的政治和学术优势，也威胁着他们的自信，唤起他们强烈的危机意识。
我们从科举考试中心的迁移——从江西吉安府逐渐转向浙东宁绍地区——也可以清楚看到，晚明江右士人在科举领域中所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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