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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例如，管志道极力批判王艮提倡布衣讲道，让当时许多士子，借口讲学以实践明明德于天下的理想，实际却不务正业，游食攀附，甚至结党论政，因此导致“尊师卑君，废业易分”
。
参见管志道，《再核卧碑士农工商可言军民利病合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议》，《从先维俗议》（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卷2，90页。
亦见曾光正，《不离俗而证真》，第四章。
认为泰州教法易流于猖狂的批评很多，甚至连热衷讲学、与泰州学者颇有交往、赞同“圣与凡同”
的张元忭，亦反对杨起元等人直指本体的教法，参见张元忭，《寄罗近溪》，《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3，4b～6b页。
吕坤也认为泰州教法着意学乐，其乐非自深造真积、忧勤惕励中得，必导致猖狂自恣。
吕坤，《呻吟语》，卷2，19a页（333页）。
[27]关于16世纪以降，生员人数激增及其对阳明讲学与地方社会的影响，见第一章。
关于明末生员与大众文化，参考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60年）；《明末清初の社会における大眾的读书人と善书、清言》，《道教の综合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7年），370～393页。
另外，关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化风尚的关系，学者也有广泛讨论，例如，刘志琴的《晚明城市风尚初探》；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陈东有，《人欲的解放——明清社会经济变迁与大众审美》（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都试图从经济和社会层面，来讨论明清城市生活和文学文化间的关联，也都描述了在商品经济及各种文化冲激下，晚明城市生活及文人文化丰富的面貌。
关于近年来学者对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聚落史的研究，参看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9卷3期（1998年），87～134页。
[28]王守仁，《王阳明全书》一，97页。
[29]罗汝芳，《盱坛直诠》，上卷，48b～49a页（96～97页）。
[30]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24～28页。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见《“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3卷3期（1993年），679～712页。
[31]王阳明说：“故区区于友朋中，每以立志为说，亦知往往有厌其烦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先，诚以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生意将无从发端矣。”
（王阳明，《寄张世文》，见《王阳明全书》二，101页。
）大抵阳明学者本着“为仁由己”
的信念，相信每个人的良知即是道德实践成始成终的根据，不需外求，因此均以“立志”
为学之首务。
如王艮：“学者有求为圣人之志，始可与言学，先师常云：‘学者立得定，便是尧舜文王孔子根基。
’”
（王艮，《王心斋全集》，卷2，3a页。
）王畿说君子之学“莫先于辨志，莫要于求端志者。”
（王畿，《水西同志会籍》，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2，13a页。
）查铎：“学莫先于立志”
，“既肯立志用功，始有病痛可言。”
（查铎，《楚中会条》，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年，1a、2a页。
）孟化鲤（1545—1597）：“盖今之人无异于尧舜以来之人，而得与斯道者辰星，非学不讲，凡以志弗立尔。”
（孟化鲤，《兴学会约序》，杨东明，《山居功课》，卷4，1b～2a页。
）许多讲会的会约或主会者的勉励，也以“立志”
为首，例如，晚明的水西会、稽山会、虞城兴学会等，均可见“立志”
在阳明学者的教化活动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32]杨东明，《山居功课》，卷6，33a～33b页。
[33]杨东明，《山居功课》，卷6，33a～33b页。
[34]杨东明，《山居功课》，卷6，33a～33b页。
[35]杨东明，《学问要义》，见《山居功课》，卷4，6b～7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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