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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朋友既难常聚，然可以语此者又极少”
是实际的困境，而多年奔驰赴会之后又毫无所得，只有“一番会友，增一番感叹”
，也难再单单为能崎岖奔驰发出由衷的肯定。
罗洪先因此再次重申为学“由己不由人”
，强调自家用功比近友更重要，并说道：“朋友既难常聚，然可以语此者又极少，居青原八日，以先忌促归，一番会友，增一番感叹，愈觉夫子所言，由己不由人一语有味，丝毫借庇人，皆非自家物事。”
（《与王有训》，见《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8，54a页。
）另外，我们也必须了解当时讲会活动越趋频繁、越流于形式、越涉入滥用政治资源的现象，也是促成罗洪先与会友讲学之活动疏离的因素（罗洪先，《答王龙溪》，见《念庵文集》，卷3，25b～28b页）。
因此我认为罗洪先如此的转变反映了他个人境遇、风格与面对现实环境的抉择，并没有在观念上否定朋友聚讲的意义或求友四方的价值。
关于罗洪先与王畿二人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参见钱穆，《罗念庵年谱》；关于罗洪先之思想不契于王阳明之处，参见古清美，《罗念庵与阳明学》，《罗念庵的理学》；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
[28]《孟子·万章下》。
[29]《王龙溪先生传》，收于《王龙溪语录》，台北：广文书局，1986年再版，卷首。
[30]嘉靖二十二年（1543），罗汝芳举乡试，与同志会滕王阁；二十三年（1544），举会试，与同志大会灵济宫。
载杨起元撰《明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明德夫子罗近溪先生墓志铭》，见《盱江罗近溪先生全集》，卷10，32b页。
[31]胡直，《困学记》，见《明儒学案》，卷22，526页。
[32]关于明末商书的程国和路引，参见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
[33]参见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的形成》（“明人文集和明代研究”
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明代研究学会主办）；吴智和，《明人山水休闲生活》，见《汉学研究》，20卷1期（2002年），101～129页。
[34]罗洪先，《念庵文集》，卷5，1a～19b页。
[35]罗汝芳，《盱坛直诠》，下卷，18a～18b页（181、182页）。
[36]罗汝芳，《盱坛直诠》，下卷，49b页（244页）。
[37]罗汝芳，《盱坛直诠》，下卷，38b页（222页）。
[38]罗汝芳，《盱坛直诠》，下卷，38b页（222页）。
[39]《明儒学案》，卷14、19、25、29、30，290、457、581、592、637、657页。
[40]有训为王托之字，胡直好友，师事罗洪先。
见《吉安府志》，清光绪元年刻本，卷31，34b页。
[41]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明万历二十六年刊本。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卷14，27页。
[42]见《邹聚所先生外集》，27b～28a页。
[43]杨起元，《明逸儒黄峰杜先生墓志铭》，见《太史杨复所先生证学编》，卷3，42a页，另外罗汝芳亦曰：“余亦思赋远游而为东西南北之人矣。”
载罗汝芳，《书取益四方卷》，见《罗明德公文集》，东京高桥情报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五年序刊本影印，1994年，卷5，47b～48a页。
[44]关于如何仰赖妻子持守家庭内政的讨论，见吕妙芬，《妇女与明代理学的性命追求》，见罗久蓉主编，《无声之声III：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133～172页。
[45]胡直，《王氏冠山墓记》，见《衡庐精舍藏稿》，卷12，14b～15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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