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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朱熹申明朋友之伦虽不像君臣涉及政治权势的利害关系，亦不若父子兄弟之家庭情分的自然相亲，但因关乎修道立教却能直接影响其他四伦之是否能尽。
同样的观点也可见于朱熹的女婿并弟子黄干之《辅仁录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一失其序，则天典不立而人道化为夷狄矣。
朋友道绝则此四者虽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
……则朋友者，列于人伦而又所以纪纲人伦者也。”
[68]如此将友伦视为“天命之必然”
且“纪纲人伦”
的见解，多见于宋元学者之论，是传统的见解，当然也为阳明学者所强调。
在传统并列五伦的重要性时，也同时强调各种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不特别凸显其间的从属或本末位序。
虽然关于五伦的记载存在着或以君臣为首或以父子为首的差异，也暴露了家庭与政治关系可能存在的冲突，[69]但是以朋友为第五位则是没有争议的。
徐道邻就指出五伦中的前三伦——君臣、父子、夫妻——是构成具极度权威色彩之三纲的主要人际关系，其受重视的程度也远在其他二伦之上。
[70]朱熹等人在强调友伦的重要时，也只是强调其互补于家庭、政治关系的功能，并未掀引孰重孰轻的议题，也绝无以友伦涵摄其他四伦的意思。
相对而言，阳明学者虽然也重视五伦并列互补的重要性，然而前文论及在阳明讲会中，学者们实则向往能暂抛家庭俗务、得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追求圣学，或者在面对求友远游与家庭生活取舍的冲突时，某些人也以道义为连属的朋友社群为重，以此为男儿之志，因此在以讲学为人生第一事的理想下，也极可能出现以志于圣道的理想同志关系来涵摄家庭关系的言论，例如王畿说：
古人谓父子兄弟不责善，以责善归之朋友者，为不同志者言也。
若文王之于周公，明道之于伊川，即父子兄弟为师友，家庭唯诺，尤一毫躲闪不得，此志苟同，千百年之远，尚得相应；志苟不同，尧舜之于朱均，亦徒然耳。
[71]
王畿认为即使父子兄弟间血缘之亲亦必须在同志于道的追寻中才得以完美，文王和周公、二程兄弟正是这完美的典范。
没有共同作圣的志向，即使生为尧舜圣人之最亲密的家人，也是没有价值。
因此王畿不但一改孟子之言，以为父子兄弟间仍应相互责善，他自己与儿子王应吉也在天心精舍中立盟为同志师友。
[72]换言之，道德上的成就被推举为至高，而与成就德性深切相关的同志关系被认为应该涵摄家庭中的血缘关系和政治上的臣属关系，成为最崇高也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这在概念上相当接近某种因着共同宗教信仰所开创出崭新的，同时也是隐含着一种比血缘更亲密、更崇高、连属更广阔的人际关系，只是明代讲学的同志会仍主要是在士大夫圈内的活动，同志关系并不涵括其他的社会阶层与妇女。
深受王阳明和王艮影响的何心隐，在高举友伦上有极特殊的发挥，他在《论友》一文中说道：
天地交曰泰，交尽于友也。
友秉交也，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
昆弟非不交也，交而比也，未可以拟天地之交也。
能不骄而泰乎？夫妇也，父子也，君臣也，非不交也，或交而匹，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
八口之天地也，百姓之天地也，非不交也，小乎其交者也。
能不骄而泰乎？……不落比也，自可以交昆弟；不落匹也，自可以交夫妇；不落昵也，自可以交父子；不落陵也，不落援也，自可以交君臣。
天地此法象也，交也，交尽于友也。
友秉交也。
[73]
何心隐在此不仅高举友伦于其他四伦之上，以为最能尽于学道成圣之助，更把朋友相交的特性推至形而上的意义，视为最能代表天地之法象，也视朋友为联系社会组织最重要的环节。
这样的议论曾招致时人的批评：“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则偏枯不可以为训。”
[74]由此可见何心隐显然比朱熹等人更凸显朋友之伦于其他人伦之上，他也试图据此建构一具有家族组织或政治官场无法比拟的社会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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