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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然后立必俱立，达必俱达，庶几乎修身见世而非独善其身者也。
[61]
对于王艮而言，士大夫“出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
，而孔子便是为万世师的典范。
孔子虽然没能在政治场上大有作为，却因其品德上的成就而成为万世师表，因此王艮将孔子所言“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诠释为：孔子虽不仕，却“修身讲学以见于世，未尝一日隐也”
，[62]绝不同于隐居避世之徒。
王艮认为这种德性之彰显以及讲学的成就便是最高超的入世精神，故他说：“学不厌、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便做了尧舜事业。”
[63]同样地，王畿屡次劝人当以实际讲学行动来表达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不可以做一个自了汉：“大乘禅宗尚不肯作自了汉，况兄平生种下万物同体真种子，世间痛痒素所关心，天机感触，随处生发，岂容自已”
；“夫吾人以经世为学，乃一体不容已本心，非徒独善其身，作自了汉”
。
[64]
因此，阳明学者显然不愿将其同志讲会局限于个人成德的层次，而是进一步将之推向实际参与社会教化的经世之举，是实践儒家万物一体之仁的实际作为。
生活在与人交涉的社群中是儒者应该也是必要的生命职责，而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论学则是最理想的社群环境，也是实践万物一体之仁所不可或缺的场域，朋友讲学成了经世济用的实际作为，因此，讲会的存在不仅对个人修德是必要的，对于移风易俗和经世济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的思想，就个人抱负而言，可以让那些必须退离政治舞台的学者们更崇高、更有意义地专注于讲学活动，并且坦然自豪地宣称“人生惟此（讲学）一事”
；[65]就推动地方事务而言，也使得士绅和地方官员联手推动讲会、建书院等活动时，更能宣称其具有移风易俗的正面政治意义。
（三）友伦为其他四伦之所赖
在儒家由自身、家庭，到国家、天下，层层推致有差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不仅孝悌被认为是“仁心”
体现最自然浓厚的情感，家族也一直是人伦关系的最核心组织，家庭人伦更占传统五伦中的大多数。
这种对家族的重视即使在强调朋友之伦的明代亦没有改变，大多数强调友伦重要性的学者也并未刻意凸显朋友这外在于家族的人际关系与其他家族内人际关系间的对比或冲突，而通常是并提它们的重要性。
但是从《大学》修齐治平的本末之论而言，修身正是一切完美社会关系与秩序的起手处，而讲求这起手的大本工夫又不能不倚赖朋友间的责善辅仁，因此朋友之伦可能被高举为其他四伦所倚赖的道义之属。
这样扭转友伦在五伦中的地位，的确出现在某些热衷于讲会的阳明学者言论中。
下文将简论朱熹、陈淳（1159—1223）和黄榦（1159—1221）等南宋道学家对朋友之伦的议论，以比较与阳明学者论友伦之同异。
朱熹在《跋黄仲本朋友说》说：
父子兄弟为天属，而以久合者居其三焉，是则若有可疑者，然夫妇者天属之所由以续者也，君臣者天属之所赖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属之所赖以正者也……此其所以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为者也。
[66]
这里朱熹把友伦与其他四伦的根源都推及天理之自然，由此来肯定五伦的必然性。
同样的看法也显明在陈淳的《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源》：“夫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既皆天命所必然，非由外而来，则自此身有生以至没世，决无所逃于天地间，亦决不能一日而相离。”
[67]
朱熹在《跋黄仲本朋友说》又说：
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交尽其道而无悖焉，非有朋友以责其善，辅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
故朋友之于人伦，其势若轻而所系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关为至亲，其名若小而所职为甚大。
故古之圣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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