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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认到为落实求友四方的理想时所必须付上的崎岖奔驰之苦，此时的罗洪先完全肯认这样奔波远游的价值，认为旅途之苦即有动忍惩宴之效，更遑论得遇良师善友之助。
[27]
求友四方的理想可说有意识地突破地方乡党的局限，展现一种大天下的异象，这异象已揭示于《孟子》中：“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28]《孟子》这段话显然为罗洪先等人所注意，并加以阐发。
而这种友天下的异象也应与当时的科举制度、便利的交通网络、日益盛行的旅游风气等现象密切相关。
从各省乡试到京城会试层层筛选的考试制度本身，促使士子们必须突破自己乡党的视野，奋力希冀于全国性考试中脱颖而出。
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会试，便是全国精英汇集的时机，赴考的本身已是令人大开眼界。
王阳明就曾鼓励王畿赴会试，趁着天下彦士咸集之际，阐明阳明学精义；[29]罗汝芳也曾利用赴考之时，大兴讲会。
[30]若能金榜题名，更能因社会地位迁升而结交另一阶层的朋友，在官宦场中建立同年师友的关系，这都是实现友天下士理想的绝佳机会，胡直就曾说：“予登第，始得尽友海内诸学士，相与切劘商订。”
[31]另外，前文所说阳明讲会除了有乡邑小会，更有合诸邑彦士而举行的大会，大型讲会中经常聚集来自各地的学者精英，这类跨地域性的大型聚会也提供了友天下之士的理想机会。
对许多学者而言，“友天下之士”
并不只是理想，而是付诸实践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之所以可能则与明代中晚期以降商品经济发达，城镇和各省水陆交通网日益发达的现象密切相关，[32]交通网络的发达不仅方便商贾往来交易，亦促进旅游活动的频繁，旅游风气的转变。
[33]晚明士人融合交友、旅游、赏景、论学诸活动于一的生活方式，在罗洪先的《冬游记》中有详细的描写。
[34]前文提及王畿和钱德洪至七八十岁仍周游各地讲会与士友论学也是“友天下士”
的一例，此处将再举些例子来说明这种长途漫游以求友的特殊生活形态。
罗汝芳是个十分热衷讲学接友的学者，他的文集留给我们丰富的讲会资料。
他曾告诉吴礼卿：“只是讲学，只是聚朋友便了，予今觐回，不见子家座上常有二三十客，便是子学不长进矣”
，[35]由此可想，罗汝芳自己的家中必常有学者聚讲，他的生活必时时围绕着朋友，正如徐怀义对他的描述：“无一时离朋友，亦无一刻废讲论。”
[36]根据罗汝芳的弟子曹胤儒所记，罗汝芳曾自述其早年求友四方的经历如下：
予会试告归，寔志四方，初年游行，携仆三四人，徐而一二人，久之自负笈行，不随一价，凡海内衿簪之彦，山薮之硕，玄释之有望者，无弗访之，及门惟以折简通姓名，或以为星相士，或以为形家，或通或拒，咸不为意，其相晤者必与之尽谭乃已。
[37]
此时（丁未年，1547）罗汝芳前往江西吉安谢其师颜钧，并遍访江西名儒聂豹、罗洪先、邹守益等人，商榷学问。
[38]除了造访这些举国闻名的大儒以外，罗汝芳显然有强烈寻友的欲望，他独自遍访各类能人，并不限于儒者，而且透过较自然、较不受社会附加价值判断影响的本来面貌来与人交接，寻得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
以《明儒学案》所记为例，董澐虽年至七十，仍幞被而出，虽家人不可止之，且与王阳明守岁于书舍；周怡于“海内凡名王氏学者，不远千里，求其印证”
；陈九川在致仕后，“周流讲学名山，如台宕、罗浮、九华、匡庐，无不至也”
；戚衮“往来出入，就正于师友者，凡七八年”
；山东省的张后觉（1503—1578）不仅于各地结友作会，更慕名而远就证于水西会；薛侃也远游江浙、青原山，而入罗浮，讲学于永福寺，前后九年而还家。
[39]胡直在《困学记》自述为学经历，剖析其周旋于自得与师友间迂曲求索的心路历程。
1547年的冬天，他与王托偕访罗洪先，[40]居石莲洞而学；第二年游韶，与陈大伦和邓鲁在明经书院中论学习静而参悟出死生之旨，并同游曹溪；同年秋得见王阳明高弟钱德洪，冬尽方图归。
另外，耿定向描述邹守益之勤于周游讲学写则道：“若越之天真、闽之武夷、徽之齐云、宁之水西，咸一至焉；至境内之青原、白鹭、石屋、武功、连山、香积，岁每再三至，远者经年，近者弥月；常会七十，会聚以百计，大会凡十，会聚以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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