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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张元忭自言身在浙江不足以尽天下之士，因此“自束发以来，尝孳孳求友于四方，闻其名则识之，过其地则造而访之，遇其人不以为不知也，而急欲与之合”
。
[42]在这种周游四方以求友的理想下，有人甚至以“东西南北人”
自况，例如，杜蒙便说：“吾东西南北人也，若廪则不能遍游四方，亲师友以求益也。”
[43]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看到某些学者经常远游，少或旬月，多则经年，如此经年离家远游，专意于性命之学的追求，必然对于家庭有所忽略，对于重视家庭生活的儒家伦理，无疑是一大缺憾，家庭伦常的维系更赖其他家人的相助。
[44]胡直在《王氏冠山墓记》中描述其好友王托的生活曾写道：
有训从先师学，取友四方，远越数千里，近或百里，多至逾年，少或逾月浃旬，盖不知其几。
而孺人为缉衣崎粻，脱簪卸珥，亦不知其几，咸未尝有怨色怼言。
故有训得内罊孝友，外获友天下士。
[45]
可见在实践求友天下而漫然远游的同时，这些立志于儒家圣学的士人其实仰赖自己家人（尤其是妻子）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与配合。
王畿在为其妻张氏所写的哀辞中便说道：“予性疏慵，不善理家，安人纤于治生，拮据绸缪，终岁勤动，料理盈缩，身任其劳，而贻予以逸，节费佐急，丰约有等，家政渐裕，不致蛊败涣散，安人成之也。”
[46]以天地四方为志与在家庭生活中扮演尽孝尽责的儿子、丈夫和父亲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冲突的。
虽然这其间该如何取舍因人而异，但是对于那些热衷游学之人而言，他们是可以从儒家圣学的绝对崇高性上轻易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
以一生热衷讲学，甚至年逾八旬仍然出游赴讲的王畿为例，他就强调男子应以天地四方为志：
时常处家与亲朋相燕昵，与妻奴佃仆相比狎，以习心对习事，因循隐约，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觉者。
才离家出游，精神意思便觉不同，与士夫交承，非此学不究，与朋侪酬答，非此学不谈。
晨夕聚处，专干办此一事，非惟闲思妄念无从而生，虽世情俗态亦无从而入，精神自然专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学相长，欲究极自己性命，不得不与同志相切劘相观法。
同志中因此有所兴起，欲与共了性命，则是众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
男子以天地四方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
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原是孔门家法，吾人不论出处潜见，取友求益，原是己分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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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在此显然高举朋友共学的同志讲会的重要性，认为其比家庭更益于进德修业，他借由“精神专一，意思冲和，教学相长”
“众中自能取益”
等词，把同志讲会塑造成一圣学的理想园地，更把取友求益定义为男人的本分，把四方天下而非家庭界定为男子追求圣道的领域。
如果说传统儒家以日常生活中的三纲五常来体现圣学，在心学讲会高涨的明代，对许多人而言，在朋友间淬炼其心志言行是比普通的家庭生活更崇高、刻深，且必要的行为。
以《明儒学案》记载刘秉监（1508年进士）的故事为例，当刘秉监匹马奚童往来山谷之间的讲会，俭约如寒士，他母亲问：“儿孝且弟，何必讲学？”
他回答道：“人见其外，未见其内，将求吾真，不敢不学。”
[48]又前文所引周汝登“宁可半载不近房室，而不可一日不见友朋”
，及只有朋友能够解其愁苦疾病与寂寞之情、能开释其昏愦沉溺心灵之说，均可见朋友分享着学者们深刻的心灵世界。
因此，在高度重视内在心灵领域的探索与提升的理学时代里，尽管家族在社会的核心地位并未动摇，对某些个人的生命而言，同志朋友其实比家人占有更亲密而重要的地位，因此明代理学家在家庭以外所营造出的另一种生活重心，是个颇令人玩味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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