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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显示：学者们所追求的正是与志同道合、程度相当的朋友们相聚，可以暂时撇弃家庭世俗的烦扰而专一论学。
这种朋友相交的精神境界超然高妙，谈论的内容精微深奥，相聚的时光则是从俗务中分别出来、可以完全专注的，因此不是一般的家庭成员或其他阶层人士可以满足的；又因其标举追求圣道的崇高，也与追求雅致作诗谈艺或科举功名的活动有所区分。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阳明学者的生命是在一群同样对于儒家圣学具有宗教般热忱的朋友中寻找认同。
虽然无论从观念或行动上，他们都无法像学佛者一样舍离这个世界，从家庭中出走，但是他们的确渴望暂时抛开世间的杂念和家庭的牵累，在一群纯男性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中追求他们认为最纯粹高超的精神境界。
（二）物质的资助
朋友间除了精神心灵上的契悟与警发，在实际生活与物质层次上，本应互相资助和提携，才是理想的交友之道，所谓：“责善、辅仁、规过、通财，古人之交。”
[14]地方讲会除了结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在圣学上勉励追求、敦厚风俗，也有互通有无以恤患难的作用。
例如，蓬莱会原来的会约中就申明：“吾辈素分守礼，谅无一朝之患，或变生不测，有意外欺凌，非所自取者，凡我同盟，务相体谅，维持保护，弗令失所，此一体休戚之情也”
；[15]泾县的《赤山会约》论到赈济之事，希望乡里中的富者平时即能捐谷，帮助极贫的宗邻；[16]关中士大夫的会约中也规定，对于年老无子或有子而贫甚者，以及士大夫之后极贫乏者，应由众士大夫分担，资助其金钱和粮食，遇到丧故时，也要资助办理丧事。
[17]在“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的万物一体休戚相感的理想下，患难中物质上的资助是最具体，也是最基本的。
除了组织性的互助行为，朋友间私人的帮助赠予更是屡见不鲜。
此处我并无意强调这种赠予资助的行为是明代朋友交游的特色，我只是想借此说明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的讲会不仅是追求圣学的理想国，提供精神的支持与生命的定位，其在物质和社交上的帮助也是不可忽视的。
举例而言，王阳明去世之后，家庭的危机，遗孤的教育与婚姻，都是赖弟子们协助处理的；[18]王艮讲学的东淘精舍，是利用王艮家之一所旧园和三间堂屋，由门人林东城出银十两，门下诸友量力出资将其整建，又由巡盐察院洪垣（1532年进士）出官银九十两增盖讲堂和掖房而成；[19]被夺官庶居在家的罗洪先，生活贫困，屡有友人主动赠金分财，欲以帮补，[20]虽然多为罗洪先所婉拒，罗洪先修建石莲洞仍受王宗沐和尹台等朋友的资助；[21]被定罪充军贵州的何心隐，不仅靠朋友程学颜的奔走而获释，在后来逃难的日子，更是多方寄居朋友门下，遭难后，又靠朋友收其骸骨安葬，其与程学颜间深挚的友谊，更在二人合葬的象征意义下表露无遗；[22]另外，罗汝芳对颜钧不遗余力的帮助，[23]耿定理（1534—1577）兄弟与周思久兄弟在李贽（1527—1602）离乡生活上的照顾，[24]都表明了讲学师友不仅能提供学问精神上的满足，也能在金钱物质上互相帮补。
除了私人间金钱财物的馈赠资助以外，因着同志情谊而涉入社交、政治的连属，以及人事和政治资源的运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课题。
关于阳明讲会与中央、地方政治的关系，在第一、第二章中已有阐述，此处仅再强调：我们必须了解讲会的同志学圈并非只是士人追求圣学理想的乌托邦而已，实际上通过同辈朋友的互相支持以及年轻士子们的拥戴，尤其师友中不乏在政坛占据高位之人，激进的例子当然是议论政治而涉足党派权力之争，即使只定位于讲学传道，也能够在文化学术界中树立权威，成为多人景仰的圣学代言人。
总之，明代理学同志聚集的讲会及其师友间的连属，就像任何的宗教组织一般，不仅提供精神灵性的追寻与满足、生命的定位与情感的认同，也必涉入现实社会种种的政治运作。
尽管如此，就某个层面而言，我们仍然可以说阳明学者对于朋友强烈依赖的心理，所表达的并非只是对于某些个人的依赖与怀想，或仅是在头脑中建构出的理想生活，更是对于一种近乎宗教组织之理想生活方式的依赖，而这理想的生活样式也受到他们所奉持的万物一体的宇宙观、积极的入世情怀、对师友切磋问学的肯认等价值观所引导，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被努力付诸实现。
《冬日记》生动地记载罗汝芳带领下讲会将散时的依依之情：“先师平生将有所适，则同志预戒以待，及其至也，辄数十人在同寝食矣，次日多至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人，再过一二日则二三百人，此其常也。
其去也，相信者依依不忍别，常送至二三百里而后返。”
[25]此多少反映了讲学社群成员间亲密的友谊，而这种对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论学的向往之情，更吸引许多士人不远千里，上下求索。
（三）求友四方的理想与实践
第二章论及阳明讲会强调同乡士友间切磋论学以进德修业、敦亲睦邻，因此深具地方草根性；但另一方面，学者热切的求友之志也展现为“友四方之士、友天下之士”
的理想，加上学术圈内具体同门同道的意识与情谊，因而形成了某种跨越地方宗族乡党的社会关系。
罗洪先以下这段话可以说明其交友的宽大眼界与怀抱：
……以为斯道之不明，由师友之不立，师友不立，由守己大坚而取善不广。
欲舍己而取善，非必待人之告我也，有当就而问者矣，故曰友一国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夫既谓之天下之善士，要必观诸四方而后可决也。
……故尝以为苟遇其人，吾虽崎岖而奔驰，所不恤也；苟不得其人，则吾之崎岖奔驰者，亦将可以为动忍之助，而惩宴安之习，固所不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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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罗洪先除了表露自己亲师取友的热切外，更强调在求友的行动上应采取主动而非被动，以及应突破小地方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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