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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阳明学者喜言颜子，从当时学者的评论亦可见一班，例如，崔铣（1478—1541）曾批评阳明学者“右象山，表慈湖，小程氏，斥文公，叹颜子之后无传”
；[47]又论及阳明学对士习的不良影响：“乃厌训经之卑而谈心学，是故慨颜后之失传，申象山之独造，创格物之解，剽禅寤之绪，奇见盛而典义微，内主详而外行略矣。”
[48]可见崔铣对阳明学者借“叹颜子之后无传”
以斥文公、标榜己学的意图，深知其意且不以为然。
其实朱熹在论道统内涵时，也强调“孔门传授心法”
，[49]也以孔子告颜子的“克己复礼”
为千圣相传心法之要，[50]所谓传继道统，并非只限于亲身接触或语言文字上的相传，而是在传得先圣之心。
因此从表面文字看来，朱熹和阳明学者对道统传心的见解相似，然而最大的歧见却是根植于两家的思想内涵，即对心、理、气、性等相关概念理解上的差异。
王阳明认为“心之本体，原是天理，原无非礼”
，克己复礼的工夫即就着自己天赋的良知辨别天理之善，反复纯然天理的心体，亦即是让良知心体时时作主宰，才动即觉、才觉即化、当下了截、当下消融，所以称此为易简的圣学精意，也是孔门传授的心法。
相对地，朱熹并不认为心即是天理，而是天理之所在，亦是人欲之所在，因此克己复礼的工夫重点是在克胜己身的私欲。
私欲既存于人实在的存有、为一切不善之根源，克去私欲便是最踏实、刻不容缓的工夫。
虽然他也说克己复礼是孔门传授的心法，却反对把孔门心法诠释为当下了截、当下消融，顿悟般的过程，他认为得圣人之心正是在去私欲，使“人心”
完全听命于“道心”
，是永不止息的努力，所以他教人只是思量人心、道心，使道心做主人，说道：“便颜子也只是使得人心听命于道心后，不被人心胜了道心。”
[51]因此，因着两家思想内容的差异，对于孔门传授心法以及圣道内涵的认识也相应地不同。
换言之，在推崇颜子高超的德性成就、好学，及其代表孔门圣传的地位上，朱熹和王阳明并没有歧见；但因着思想的差异，将自己思想投射以理解何谓颜子圣学以及颜子之学对学圣者的意义则有了差异。
朱熹肯认颜子德性成就的高超，却不愿人专注思想其高超处，他说：“不用思量颜子，惟是博文约礼后，见理分明，日用纯熟，不为欲挠，自尔快乐。”
[52]朱熹思想所透露的博文以约礼、格物而知至、由道问学而尊德性的特质，[53]使他在为学的方法上，不愿意强调颜子的高超处，而更强调着实用功，认为“夫子教颜子，只是博文、约礼两事”
，而此处“博文约礼”
的意涵当然是根据朱熹自己的理解。
[54]他说毕竟颜子是天资极高的人，他精粗具见，故所见极高，功夫却仍扎实，[55]若无此超凡的天资，实无法学颜子。
以曾点、曾参父子之对照看来，朱熹显然取资质鲁钝的曾参，因为他初时虽未见得大统体，却着实做去、功夫扎实，其成就亦得孔门圣学之精粹，身系道统之传。
[56]而且，从思想内涵而言，朱熹所重视于事事物物上穷理以致知的为学次第，亦与他所理解的曾子“一贯”
之学相近，都是透过扎实的下学工夫，经过积累，终至豁然贯通的过程。
[57]因此，朱熹虽然肯认颜子之学乃圣学真传，他却不要人太多思想颜子高超的德性成就，恐流于好高而着虚，而是强调其博文约礼，或者说：天资鲁钝、为学工夫扎实的曾子更符合朱熹学圣的典范。
而且就德性的成就和传圣人之学而言，朱子显然不强调颜、曾的差异，故无“颜子没而圣学亡”
之叹。
不同于朱熹，阳明学者以王阳明的良知学来诠释颜子圣学，认为良知心体是一切为学工夫的关键，是直捷易简的圣学精髓，离开此，一切的工夫都将流于支离而偏颇。
他们认为颜子圣学的精要乃在于其有不善未尝不知、未尝复行、不远而复，亦即让良知时时作主宰，故能于德性有精进。
于博文多识中求知，则是走了岔路。
因此他们虽不否认曾子传圣学，却难掩其更推崇颜子之意，而有“颜子没而圣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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