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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引《盱坛直诠》记1563年聚集志学书院讲学，列名于缙绅中的尚有：周都峰、屠石砰、查铎。
周都峰即周怡，[110]是太平县人，于下文介绍；屠砰石是宁国县人；[111]查铎是泾县人，上文已论及。
当年尚为庠生，听讲感动而奋发兴起者有：沈懋学（1539—1582）、徐大任、萧彦、詹沂、赵士登、郭忠信。
其中萧彦和赵士登是泾县人，其余为宣城人，简介如下。
沈懋学是沈宠的儿子，1577年进士第一名，授翰林修撰。
在张居正夺情事件中，沈懋学与赵用贤、吴中行约定上疏，吴、赵疏先入，被旨廷杖，沈懋学急持章往救，申言若言官直言受罚，必阻良谋、塞言路，由此得罪张居正。
后来，宣城诸生吴仕期（贡安国的女婿）拟上相国书，其稿外流，张居正党人中丞胡槚和太平同知龙宗武（1542—1609），遂以诽谤将之罗狱，目的在胁使其词连沈懋学，但吴仕期无一语连及，终遭瘐死狱中。
自此之后，沈懋学扁舟野服，放浪西湖苕霅间，登白狱、九华，痛饮歌诗、挟声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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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懋学的作品有《郊居遗稿》留世，从其致王畿、罗汝芳等人书信，可清楚看出其对当时讲学有严厉的批评，尤其无法认同当时借禅语机锋讲儒家圣学的风气，他说：“时之所谓学，吾惑焉，谭良知者率以知识为性真，以本体即戒惧，卒流禅语。
于王文成致良知三字漫不知求，而任职莅官，每每废事，分门立户，好为人师。
将以万物为体，则淑慝莫辨，无所劝惩，是高者趣于空谭，卑污者笼于名利，险诈而犯法者，借以为避祸之渊敝也久矣。”
[113]即使对老师罗汝芳和王畿的做法，沈懋学也直言批判，例如，他说罗汝芳到京师，张居正见他，罗汝芳竟然与二僧逞机锋谑谈竟日，这种做法正是使讲学受人厌恶、遭到贬抑的主因：“先生（罗汝芳）此行非惟自取侮辱，而善类沮抑之端亦从兹著，圣学如是乎？能致良知者果如是乎？不肖尝观今之高明豁大者，皆种禅根而假圣学为训……援圣入禅，推禅附圣，则本原先已不清，何以成己成物？”
[114]另外，沈懋学对于讲学者好立门户而引发党派之争，也有高度的警觉，[115]对于讲学者高举讲学而忽略实际政治作为，亦不能认同，[116]此都是他不积极参与讲学的原因。
从徐大任和詹沂二人的传记，我们看不出他们对阳明讲会的积极参与。
[117]至于郭忠信、郭忠贞兄弟二人，在罗汝芳守宁国时曾以诸生身分参与讲学，耿定向督学南畿，欲礼聘真士，于十四郡中得十一人，两兄弟在其中。
隆庆三年（1569），郭忠信以恩贡判辰州，廉介独立，忤时相，谪婺源教谕。
后自免归，称梅井先生。
《宁国府志》：“时吾乡洪林三十里上下有贡受轩、沈古林与梅井兄弟，理学相望，几近邹鲁焉。”
[118]沈宠和贡受轩都卒于隆庆五年（1571），[119]此处所记的讲学盛况当在张居正毁书院之前。
杨起元的《明逸儒黄峰杜先生墓志铭》记载了另一位宛陵讲学者——杜蒙。
杜蒙是太平县人，大约生于1502年，卒于1591年，[120]弱冠时学礼于祁门汪禔，年三十四，从湛若水讲学于南都，绝意仕进，喜周游四方求友讲学。
罗汝芳守宁国大开讲席，时杜蒙六十岁，“为宛陵会长，四方来学者皆先生领袖之，而门人日亲，近溪先生喜，大书黄峰高仰四字以赠。”
[121]罗汝芳丁忧回旴江（1565），[122]杜蒙往吊，留旴江半年，归仍主宛陵会。
杜蒙晚年与毕心坡一同兴起太平县的九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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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这些学者的简介可见，宣城年轻一辈学者的成就，在理学领域并不突出，若论对讲学的倡导贡献，显然早一辈的贡安国、沈宠、梅守德等人更为重要。
贡安国、沈宠等人虽然与罗汝芳讲学，但属于地方乡绅和官员的合作关系，或说是志同道合的讲友关系，并非师徒关系；论辈分、感情和学问师承，他们似与王畿的关系更深。
从王畿与沈宠和梅守德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诲的语气。
[124]而王畿对罗汝芳带领宁国府的讲学风潮，虽然肯定，却也稍有微词，还不时叮咛其弟子要小心，例如，他对贡安国说：
近溪兄主盟一方，吾道尤幸，闻提省人颇涉禅家因果，中人以下，以此作接引阶梯，坚其信道之心，亦是权法，其上根敦行之士，不能相谅，或不免于有疑，亦或不可以不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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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学者（或学派）间的差异仍存在。
万历后期的宣城讲学，沈宠、梅守德的传人表现并不突出，反而是罗汝芳一脉的泰州学，有较突出的表现。
根据方志的记载，晚明宣城的讲学几乎与上一代完全脱节，亦即原来志学书院和宛陵精舍内的讲学活动，几乎没有延续的迹象，只看到一群以陈履祥为首的布衣讲学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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