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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白水质问》是其讲学语录，从此语录可见徐榜与查铎、翟台等人的学问相近，都严厉批判“以虚无为宗、实践为粗”
的讲学态度，[54]主张不可舍工夫而谈本体。
[55]他认为圣学的要旨在修道立教，而修道须从性上修，修的门路则是我本即有的，不必外求。
至于教学，则主张以学为教，方能物我兼成。
[56]
除了泾县本地学者以外，当地的儒学教谕和训导对于提倡讲学也有重要贡献。
例如，儒学教谕夏珂，[57]为诸生时已习闻良知之学，并注有《太极测》《圣学渊源》《希颜录》等书。
查铎说他：“其于性命之微，究心已久，故其教授诸生，后文艺而先德行，轻货利而重名节。”
夏珂不愿看到讲学活动消沉，便在学宫尊经阁下聚讲，立为月会，据称“荐绅士庶咸得与闻，环桥门而观听者济济焉”
。
[58]后来，在知县张尧文修复水西书院时，夏珂亦捐俸助修，并因此获嘉奖。
[59]另外，训导张继哲也时与夏珂等人论学，故“多士津津然，益知所兴起”
。
[60]
这些讲学领袖们虽然能够振兴泾县的讲会，却不能解决讲论内容的争议。
萧雍曾说：“吾郡会所颇多，但议论未得归一，执辩求胜有如聚讼，总之不越修悟两端。”
[61]根据查琪所记，当查铎初主水西会时，会中诸讲友，因各有师承，其说颇为分歧：有人讲太极与五行，而有寂感之分；有人喜讲心体本无善无恶；有人强调学贵悟，悟则无修；有人则谓学重先修，修则自然得悟；或有重兢兢业业、一毫不可放松；也有谓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功。
[62]这些争议基本上都围绕在阳明致良知所引发工夫论的问题，尤其是修与悟的关系，各种不同的主张其实多有实践的经验支持。
不过从上述各位学者的主张看来，万历中期水西讲会的领袖，虽深受王畿的影响，同意良知现成、不假外求，也深刻体验直悟本体在心性修为上的重要意义，然而他们多强调悟修兼具，更以实践力行为其讲学的着力处，不仅响应了时议对讲学的批评，展现更稳健、更配合其官绅责任的风格，也以此稳健而折中的态度来整合讲学上的分歧看法。
除了水西书院之外，泾县阳明学者又创建多处会所，赵绍祖曰：
自姚江之学盛于水西，而吾泾各乡慕而兴起，莫不各建书屋，以为延纳友朋，启迪族党之所。
其在台泉则有云龙书屋，麻溪则有考溪书屋，赤山则有赤麓书院，蓝岑则有蓝山书院。
一时讲学水西诸前辈，会讲之暇，地主延之，更互往来，聚族开讲。
[63]
云龙书屋位于泾县东二十里的台泉山上，原为太平县人焦玄鉴在嘉靖年间所建，嘉靖四十三年（1564）王涵[64]礼聘许国至台山教授其子王廷楠，并招焦玄鉴、萧良榦、查铎同会于云龙庵读书讲学，第二年之后，因许、查、焦、萧分别考中进士，此读书会即散。
[65]考溪书屋坐落于西麻溪口，是翟台于嘉靖年间倡建以聚同志讲学之用，书屋成，匾其所曰“进修”
，是取《易》君子进德修业之义，并请查铎作《进修说》。
[66]赤麓书院位在县西赤麓山上，是董杰、萧雍、徐榜等水西讲友所建的讲所，翟台也曾在此讲学，万历年间在知县何廷魁和李邦华（1574—1644）任内才改建为书院，其规模则仿效水西精舍。
蓝山书院设在县西大蓝山壁寺东，是徐榜与萧良榦等水西讲学者所创建。
[67]这些书院讲所的存在见证了此地曾经盛行一时的阳明讲会活动，然而它们的规模都不大，所建地点多在山上，且在明清之际多已残破废置。
[68]
查铎、翟台等人去世后，门人弟子们继续讲会，不过年轻一辈的阳明学者或因早卒，或限于功名不彰，阳明讲学的影响力已逐渐衰微没落，呈现后继无人的现象。
例如，年轻一辈的郑岱虽致力圣人之学、精研经书，惜因疾而早卒；[69]王廷楠也比老师查铎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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