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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讲学终于在明末兵荒马乱间辍废，不过在讲会未辍之时，书院中的从祀已有了一些改变，此也反映了学风的转向。
天启（1621—1627）初年，赵健（1577年进士）追祀朱子，改文成公祠为朱王二先生祠，又增加罗汝芳、何迁（1501—1574）、耿定向三公配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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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的父亲是理学家赵仲全，据方志的记载，赵仲全少补诸生，博览群籍，读宋儒诸书，叹曰：“道在是矣，安事雕虫为。”
遂引疾罢诸生业，隐居教授。
著有《道学宗师录》五卷，考述先秦汉宋诸儒，又著有《语录》《诗铭》《易学》《古本大学》《朱陆辨》《赵氏家乘》等书，学者称梅峰先生。
[71]赵仲全致力于道学本受到宋儒的启发，我们从其《语录》也可以清楚发现，他并不主张良知学，更多引述程朱和薛瑄之言。
根据赵绍祖，过去为赵仲全书作序的学者对其学的评论是：“或谓其有味于程、朱、薛，在善人有恒之间；或谓其人品当与胡敬斋、陈布衣相伯仲。”
[72]可见赵仲全之学近于程朱，与当时泾县流行的阳明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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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少承家学，端严廉洁”
，又曾刻父亲著作《梅峰理学正宗》行世。
他对晚明泾县的讲学亦有相当影响力，《宁国府志》记其“家居淡泊，日集诸儒讲学水西，一时翕然宗之”
。
[74]可见赵健实为天启年间水西书院讲学的领袖，当时水西书院中的王文成祠改为朱王二先生祠，以祠祭来推崇朱子学，可能直接受到赵健家学的影响，也可能呼应了当地学风已渐由阳明学转向程朱学的变化。
水西书院在清代又曾经过数次修建工程：清初，知县银文灿重建熙光楼；康熙十九年（1680）知县邓其棻[75]增置馆舍；雍正元年（1723）贡生赵淳等重修；[76]乾隆十九年（1754）知府王廷栋等重建仰止堂等屋舍十数楹、三十一年（1766）重建大门、厅五楹和左边披屋三楹。
[77]在每次的修建中也不断加入新的配飨者，配飨者到明亡时止8人，清初加入李邦华而为9人，雍正二年又增入黄翠崖等33人，乾隆二年又增入从祀76人，乾隆十八年又增入从祀13人。
尽管如此，水西讲学的风潮在进入清代后就没有恢复过，虽然直到清嘉庆年间仍维持每年春秋两祀，但当时书院为三乐书院义学[78]的老师借居，县民多已不知水西书院过去风光的讲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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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其他的讲所也同样没落，清嘉庆年间（1796—1820）赵绍祖曾试图探访旧址，然而蓝山书院的遗址已不可知，赤麓山上的赤麓书院亦变为禅林，赵曰：“是萧、徐当日之所经营，今惟禅林在焉。”
[80]道光年间的泾县知县赵仁基也说：“卑职到任后，稽求邑志，所谓书院，仅属虚名。
赤麓、蓝山、震山等本同社学，近已尽湮。
水西旧号名区，曾有明儒讲学，近复修葺，而限于基址，无可扩充，不能为肄业之地。
云龙书院僻在台山，虽有薄产，可具束修，而膏火无资，院宇颓废，课式不便，修复维艰。”
[81]由此可见，嘉靖到万历年间曾在泾县兴盛一时的讲学活动，以及因讲学而兴建的书院，到了清朝已全数没落，具有盛名如水西书院者，纵然几经修复，作为一讲学教育的机构而言，早已名存实亡。
综合上论，水西讲会的历史发轫于嘉靖初年，主要受到欧阳德、邹守益的倡导。
1548年到1565年是重要发展期，讲会和讲所的规模都有了重大的扩展，在刘起宗知府的领导下，水西精舍于1552年建造完成，王畿和钱德洪成为此地讲学的教师，带领一大批当地学者进入阳明学讲学的领域。
接着罗汝芳守宁国，耿定向为提学副使，加上此时徐阶为首辅，徐阶对讲学活动非常支持，因此水西讲会的规模得以更进一步扩展，水西精舍也在1562年扩建为水西书院。
这样的盛况到了张居正执政的16世纪70年代严重受挫，必须等到后张居正时期，加上廷议王阳明陪祀孔庙成功的帮助，水西讲会方再复兴，而此次复兴主要由查铎、翟台、萧良榦、萧雍和徐榜等人主导，此时讲学内容则强调修悟兼备、重实行而抑玄虚，充分显示响应当时讲学所遭受的批评，也符合士人教化乡里的社会责任。
万历晚期以后，阳明讲学风潮已渐衰退，天启年间赵健将书院中的王文成祠改为朱王二先生祠，显示阳明学主导水西讲学的情势已不再，此时水西讲学也呼应了其他地区的学风，转向程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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