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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曾与许国（1527—1596）、焦玄鉴（1520—1572）、萧良榦等人聚集台山讲学，泾县年轻一辈的学者如萧彦、萧雍、赵士登（1580年进士）、赵善政（1571年进士）、王廷楠、郑岱、张应泰（1592年进士）均出其门下。
[29]查铎中进士时年已届五十，授任湖广德安府推官，后转刑科给事中，因不悦于高拱（1512—1578），外转至广西副使。
查铎在京师其间，曾与赵志皋（1524—1601）、张位（1568年进士）、邓以赞（1542—1599）、张元忭（1538—1588）、汪文辉（1534—1584）等著名学者结社讲学。
[30]万历初移疾归，缮水西书院，倡明理学，终身笃信王阳明致良知之说，晚年主讲水西书院。
从查铎的履历看，他中进士晚，出仕时间又不长，长期居乡讲学，此对后期水西会的兴起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从当时水西讲会的情形看来，查铎显然有能力担当水西会的主盟地位，当时会中诸学者的师承和论学内容颇有差异，他虽然未必能在学理上统合分歧的看法，却能凝聚讲学的重心，重振水西会的盛名。
查铎之学深受王畿影响，学说多有承袭王畿的现象，他也能深契无善无恶的玄旨，不过他也展现一种比较折中、平衡的色彩。
譬如，他强调“从伦物中修、不离物亦不累于物”
的学习要旨，[31]即所谓“彻最上之微机，兼中下之修证”
的为学态度，[32]而且讲学不涉释道之论。
这样的讲学倾向也为当时其他水西讲友，甚至其他地区讲学者所强调，主要是因为讲学活动在当时已遭受许多批评，而批评的主因都是：流于虚玄的谈说而不务实行。
因此即使深契“无善无恶”
学说的学者，也都普遍强调应不涉虚玄、要崇实尚行。
在万历年间，与查铎同时倡导水西会的著名泾县学者尚有：翟台、萧雍、萧良榦、徐榜等人。
以下简短逐一介绍。
翟台，1555年成举人、1558年成进士，历任长沙推官、南驾部主事。
致仕归乡后，筑室考溪，率同志兴复水西书院，集四方学者发明姚江学。
赵绍祖曰：“水西书院之复建也，先生与查毅斋实司其事，一时同学诸君子推毅斋为主盟，而先生翼之。
毅斋殁，先生为之恸，既而曰：是天欲重余之责也，盖自是遂独肩水西之事矣。”
[33]可见翟台和查铎共同推动水西讲会，也是继查铎之后，主导水西会的领袖。
事实上，翟台和查铎求学、取功名、出仕的经历相似，查铎曾述说二人亲密的关系：“余与君（翟台）幼同习举子业；及长，同游龙溪、绪山二先生之门；挟策入试，先后同举于有司；释褐，服官政，同司理于楚。”
[34]
翟台著有《考溪集》，[35]已不可见，其作品收在《泾川丛书》者尚有《惜阴绪言》和《水西答问》。
《惜阴绪言》是翟台为长沙推官时，在长沙城南兴建惜阴书院、群十三庠士子会讲时所著，此绪言强调六条为学之要：辨志、识性、致和、敦行、敦本业、会友。
《水西答问》是他于水西书院讲学的记录，形式是一问一答的语录体，内容包括义理诠释、工夫进程、评品前辈学者、讨论三教异同等，与前代理学语录相近。
由此问答可略见翟台的思想和所关切的议题，例如，他批评当时学者爱谈释道二氏之学，认为释道是自私自利、不能治天下的学问，强烈主张儒家圣学主于经世，缘于万物一体休戚相关之情，与二氏绝然不同。
[36]他的学问大抵以“千圣相传只是慎独工夫”
为宗旨，与晚明许多阳明学者一样，他以“独”
为至虚、明、灵、神的独知本体，慎独就是保任此灵明本体，时时于性天昭察的境界。
[37]至于应从事何种工夫，才能时时保任灵明本体？他则以“摄念以归寂，着察以为力”
，时时兢兢业业为教，反对不假人力修为的说法。
[38]由此观之，他的学问思想大多前有所承，且与查铎相近，均以比较持平综合的态度，强调修悟、内外、动静的均衡统合。
萧良榦资性淡泊，[39]年少慕范仲淹义田故事，欲仿效之，历官三十余年归里后，果然割腴田二百余亩为义田，以竟初志。
萧良榦弱冠时即慕王阳明良知学，经常会同志讲究，多所自得，师承钱德洪和王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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