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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地，永丰县先前流行的白沙学也为阳明学所取代，刘浚、刘溢、刘沆、刘沈等刘霖家族中的子弟们（刘霖之侄），[223]都先闻白沙学，刘浚更曾亲游湛若水之门，但在青原等讲会兴起后，则纷纷加入阳明讲学的阵营，甚至正式投入邹守益、聂豹等人门下。
刘溢因宗良知之学，悬挂王阳明像于家中祭祀；刘沈兄弟往来青原与复古等会，刘沈晚年则响应阳明学者郭汝霖（1510—1580）之倡，建太极书院，率人讲学作会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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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永丰县接棒的阳明讲学者或许能有更出色的成绩，但不幸地，许多年轻学者过早凋谢。
从县志看来，受阳明讲学熏陶最深的新一代接棒人应该是嘉靖九年（1530）同被选为邑诸生的几位年轻学者，即宋仪望、郭汝霖、邹濂、罗靖。
[225]宋、郭、罗、邹四位诸生非常积极地参与聂豹、邹守益等举办的讲会，受阳明良知学的启迪颇深。
传称罗靖为人忠信笃行，颇获聂豹称许信任，可惜屡次科举不第，竟于嘉靖十九年（1540）坠舟溺毙。
[226]邹濂即曾（邹）梦祺的儿子，会试下第后与宋仪望读书山中，自号六华山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与郭汝霖同登进士。
中举后，先任行人，后选礼科给事中。
传称其早年豪宕，但中岁讲学聂豹、欧阳德之门，不喜空谈驰逐，志敦实行，忠信孝友，颇有声望。
然而就在其被擢升为浙江参议，仕宦生涯要再上层楼之际，却暴病而亡。
[227]像邹濂和罗靖这样已进入或极有机会进入官僚体制的新一代讲学者过早凋零，对于永丰县讲学的发展必然有重大影响，最终此地以仕宦显名的阳明学者仅有宋仪望和郭汝霖两人。
宋仪望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一生仕途并不顺遂，前后与严嵩（1480—1569）党人和张居正不合，屡起屡踬，历任吴县知县、大理寺丞、四川佥事、福建学政、巡抚南直隶佥都御史等职。
[228]由于其宦游在外时日多，居乡时日少，因此对于永丰县内的讲学提倡之功并不显著。
不过在其仕宦之地，则相当热切地宣传阳明学。
当其令吴时，创子游祠，筑书院，与诸生讲业其中；为福建学政时，热心提倡阳明学。
福建是朱熹的故乡，一向尊朱学，阳明学在此地极难打开局面，但宋仪望以教育官员的权势来提倡，自然有相当果效。
根据叶向高（1559—1627）所言，诸生中有能为良知言者，宋仪望皆置高等，故福建诸生中，以朱学训诂支离为非、信服阳明学的人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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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仪望热衷讲会活动，早年师事聂豹，参与邹守益等倡办的盛大讲会。
成进士后，又逢欧阳德在南京倡会，讲辩气氛热烈，常至日昃不暇休，宋仪望赶上此热潮，并深受激发。
后来因京师同志去来无常，讲会渐衰。
直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宋仪望和吕光洵（1518—1580）以此会散落为念，重新发起，遂与何迁（1501—1574）、罗汝芳、胡直、邹善等人复订前会，与会者“自卿寺以下常至六七十人”
，甚至达百人之多。
[230]除此大会外，宋仪望又与胡直、邹善等十余人，于水塘庵举行小会，再度振兴京师讲学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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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仪望的《阳明先生从祀或问》是一篇重要文献，此文主要是因为王阳明陪祀孔庙的事，引发许多争论，[232]宋仪望说：“同志中因究论阳明之学与宋儒所以异同之故，言人人殊，仆乃作为或问，反复辩难，以极折衷之旨。”
[233]可见此文原是宋仪望与同志们针对王阳明之学术与事功在从祀争议中引发的争议，互相讨论的结果，起初并没有刊刻。
万历元年（1573），当另一波上疏请祀王阳明开始之际，宋仪望本拟上疏，但当时赵思诚（1565年进士）、石槚严词批评王阳明，指斥阳明学为伪学，同志力劝宋仪望不要上疏，后来宋仪望才将此文付梓，在同志学友之间流传。
[234]虽然这不是一篇正式上疏的文章，但因对王阳明事功及其学术内涵与定位剖析精详，向来被认为对后来王阳明获祀孔庙有帮助，四库馆臣谓：“其《从祀或问》亦即为守仁配享事作，故史称守仁从祀，仪望有力焉。”
[235]至于《阳明先生从祀或问》的内容，主要阐明王阳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如何上承孔门传心之要、千古圣人不传之秘，扭正程朱后学析心与理为二之弊。
朱鸿林之文已有细论，在此不再赘述。
宋仪望于万历五年（1577）十二月由大理寺卿外调南京，被劾归乡，万历六年（1578）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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