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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在乡的短暂岁月,正逢他年少以来的学友郭汝霖也致仕家居,两人仍共同讲学、互相议论。
[236]郭汝霖与宋仪望两人是姻亲,又同补邑诸生,早年即共同参加讲学,同师邹守益、欧阳德、聂豹。
郭汝霖四十四岁(1553)成进士,历任吏科给事中、刑科右给事中、左给事中、光禄寺少卿、顺天府丞、大理寺少卿、南京太常寺卿等职,并曾奉命出使琉球。
任大理少卿时,闲暇时则集同志士讲学灵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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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元年(1567),郭汝霖致仕返乡,至万历八年(1580)去世止,有十余年居乡的岁月,再度投身讲学的活动。
[238]隆庆初年正逢青原山讲会再度在邹德涵、王时槐、胡直等人带动下复兴,郭汝霖每岁至青原会,显然也是这波讲会复兴的功臣之一。
[239]王时槐对于此时两人交往问学曾记道:“已而先生与予相继解组南归,予寓榻金牛禅院,先生时一至郡,必信宿金牛,叩予静中所诣,商订可否,又时时共对于青原西原,显证密参,加勤弗懈。
盖先生以予资虽暗钝而志知向往,乃于予契合最深,予乃蒙指导督劝之益,于先生者厚矣。”
[240]郭汝霖比王时槐年长十二岁,故王时槐以长者尊之,两人仕宦京师时已共同讲学,[241]致仕后又往来密切,在青原、西原讲会中时有切磋。
郭汝霖除了参与江右的盛会,与其他县的学者交往问学外,对永丰县内的讲学活动也有贡献,他所倡建的太极书院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完成。
此书院之建,主要因郭汝霖有感于乡无讲学之所,地方人心风俗无由教化,因此谋于乡之豪杰,共同经营。
[242]此事最后在乡人刘沈、吴思成、李直卿等的积极谋划下完成。
[243]太极书院主祀乡贤罗伦,书院规模为:中有义聚堂,两旁翼以廊道,前有览秀楼三间,后建景止祠以祀乡贤。
兴建书院之费用由乡人捐献,吴思成捐田为祭祀和讲会之需。
[244]此书院主要作为乡人讲学作会的场所,这类聚会多属乡约教化性质的地方讲会。
[245]郭汝霖又与同邑士人共举敦复之会,于螺狮庵中讲学,此应有别于前者,属于士人之间较小型的讲会,可惜找不到其他进一步的资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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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永丰人梁汝元(后改名何心隐)率同族建聚和堂以教导乡族子弟一事,也值得一提。
梁汝元,字夫山,瑶田梁坊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成诸生,大约就在此时遇见颜钧,得闻王艮之学,深受启迪,遂以身任道。
七年后(1553)更率同族建聚和堂、创义田、储公廪,希望借着教育、税收和其他互助方法,落实教化和谐族人的目标。
梁汝元的理想,一方面呼应着当时愈来愈普遍的宗族组织运动,[247]另一方面也与其个人侠骨风格及泰州思想的影响有关。
[248]不过,梁汝元之学虽深受王艮影响,逃亡其间也经常聚徒讲学,与罗汝芳、耿定向等阳明学者均有论学,但是在永丰的梁汝元却未与同郡之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名儒往来,亦未见其参与江右本地讲学。
嘉靖四十年(1561)梁汝元改名何心隐逃离永丰,历游大江南北,终未能再回到永丰,聚和堂所规划的“均”
“和”
愿景也未能实现。
关于梁汝元的生平与思想,学者已有详细描述,又因其在永丰的建树主要为聚和堂,与其他阳明学者较无交涉,故本文不讨论。
综上所论,阳明学在永丰县的流行,与整个江右阳明学的发展相呼应。
嘉靖年间的兴盛,主要是聂豹居乡讲学,并与安福邹守益、吉水罗洪先等人共同倡会讲学的成果,而稍早罗伦的讲学与白沙学的影响,也是促成阳明学快速兴起的助因。
16世纪60年代,当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著名阳明学者陆续凋谢后,永丰县虽有谢经、谢维世、刘溢等布衣处士,继续持守此学,笃志修道;然而从聚众作会的活动面看来,并不热络。
能以仕宦身份来提倡讲学的学者,仅宋仪望和郭汝霖二人。
宋仪望因居乡时日短暂,对本地讲学的影响不大;郭汝霖的倡导之功,则可见于敦复会和太极书院的兴建,可惜无法评估这些讲会、乡会的后续发展与影响。
到了万历年间,永丰阳明学即明显呈现后继乏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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