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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
传习转讹，悖谬日甚。
其门人为之辩谤，至谓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渎天听，几于无忌惮矣。
……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
[66]
桂萼等人对王阳明学术的攻击，主要仍是在其背离朱学正统，为王阳明的新学说贴上“事不师古，言不称师”
“立异以为名”
的标签。
对于致良知学说展现较注重主体性与强调自得胜于读书的风格，则以“任意”
“清谈”
“虚声”
“放肆”
等字眼来批判。
而恐怕是当时无论才美者或庸鄙者都受阳明学的吸引而互相唱和的学术盛况，更令朝廷要郑重“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
。
这番议论深得嘉靖皇帝之意，嘉靖于是下了裁断：
守仁放言自肆，抵（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
[67]
这场朝廷集议，仍然是以背叛圣贤正统的“邪说”
为主要指控，结果再次“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
，也停封了王阳明新建伯的爵号。
[68]
廷议阳明学术的结果，虽然与王阳明在官场中的恩怨、所涉及的权力角力息息相关，然而最关键者仍是嘉靖皇帝，而这位以极权专制闻名的皇帝的反应，也表明其维护皇权正统的专制权威。
朱子学和阳明学对于儒家圣学的歧异诠释并不是此处议论的重点，真正关键的是王阳明的学说公开地批判由君权背书的朱子学，透露某种不驯的意味。
尽管王阳明极力强调自己学说与经书的契合，[69]沿用道统观来正统化自己的良知学，其行为举动也毫无挑战君权的迹象，仍然被冠上“邪说”
“放肆”
之名。
综观嘉靖朝的其他政治动向，可以看出嘉靖极度的专制倾向，从大礼议以及一连串的礼仪改革，他一再不顾官僚们的激烈抗争而贯彻履行他君主的个人意志，不惜造成官僚内的分党、抗疏、逢迎与猜忌。
怀效锋认为这是君主与其官僚的权力斗争，[70]黄进兴则以治统与道统间的冲突来观照，[71]而无论这些斗争与冲突多么激烈，嘉靖君主的个人权威总能凌驾一切。
与大礼议那些大冲突相较，朝廷对阳明学术的议论谈不上冲突，但是嘉靖在贯彻其权威的做法上则是一致的。
《实录》记载当桂萼上疏后，嘉靖曰：“守仁擅离重任，甚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学术事功多有可议”
，并命集议王阳明的功罪。
当时周延（1499—1561）上疏言王阳明之功，为其开罪，嘉靖给他的罪名是“延朋党妄言，本当论治”
，并立即将之谪补太仓州判官。
[72]如同其他事件的议论一样，嘉靖实际上是以他强烈专制的意志，以及君主赏罚的权威来主导议论的结果。
嘉靖不喜欢王阳明的学术是很明显的事实，虽然理由可能是复杂且无法厘清的，但若从官学压抑私学的角度来观照，可以理出一些意义。
任何发自民间私人团体，拥护一套与官方统治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学说，并且招聚门徒、定期集会，这在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威眼中都是威胁。
嘉靖十六年，游居敬（1509—1571）乞戒湛若水私人讲学活动以正人心，责备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
，嘉靖虽从吏部礼部之议，对湛若水未多责备，但仍令所司毁书院，此为明代第一次毁书院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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