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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在正德十六年（1521）始揭致良知之教。
[58]虽然向来说者均认为王阳明自从在贵州龙场悟得人皆可以成圣之后，他学问的大方向已立，自此以后，无论钱德洪所说：“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
；或是王畿：“居夷处困……以默坐澄心为学的……自江右以后，则专提致良知三字……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
[59]都表明王阳明的学问朝着一个既立的目标精进，虽然教法有变，学问深度有异，但并不涉及学问根本的变化。
但是，若从学派建构的立场着眼，揭示致良知之教实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致良知”
三个字不仅有别于王阳明过去较笼统地讲究自得、提倡圣学，而能鲜明地标示出他学说的特色，更成为当时学术界中一个具体且新颖的理论，不但阳明弟子们热切探索致良知的真义，也引起学术界广泛而长期辩论。
换言之，“致良知”
是阳明学派一面鲜明的旗帜，成功地标举并宣扬阳明学说；它更是一套精辟的学说，吸引当时以及后代许多学者的思索与体悟、诠释与论辩。
直至今日，许多学者在研究阳明学分派的课题时，仍然以各家对“致良知”
的诠释作为一关键的判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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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考虑阳明学派如何在当时学术界占得一席之地而成为一醒目的新学派，揭示致良知之教的确是不可忽视的举动。
而学术界对此的反弹和议论，也相对地重要。
罗钦顺（1465—1547）和顾璘（1476—1545）都立即致书王阳明，对其学说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提出质疑和反驳，[61]数十年后，陈建（1497—1567）著《学蔀通辩》，强烈批判阳明学说。
虽然这些都是不赞同王阳明的意见，但是对于巩固王阳明学说在学术界中的地位，却有重要的影响。
王阳明的学说不但没有在学界中被漠视，反而立即引起像罗钦顺这样有声望的学者的回应，当时辩论的过程把阳明学说推上学术界的舞台核心，成了一个热烈的课题，因此可以说阳明学说的地位与重要性已在学者的谈论中被认可了。
综上所论，阳明学派的建构应该以王阳明在江西主政时期为关键，此时王阳明因着军事的胜利与政治的实力，不仅跃居为举国闻名的大儒，更能相当地掌控南赣地区的军政与教化权。
政治的实力与学说的内容使江西地区成为王阳明实地讲学、培养下一代接棒人才的摇篮，奠定日后阳明学派得以更趋发展的基础。
政治的资本有效地被转换为学术文化的资本，加强其学说的知名度与吸引力，于是象征阳明学派成立的重要书籍相继出版，更加速其学说的传递。
我们从王阳明弟子综述当时人对王阳明的谤议，也可看出此现象：
有言先生（王阳明）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言先生学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有言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往，又以身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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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政治声望、背离程朱学的学术风格、广大门徒所造成的学派势力，都是招致反对者攻击的口实，虽然这样的见解与反对者的谤议各具政治目的，不可能公允，但仍能勾勒出当时王阳明的政治与学术实力，借着日益提升的声望逐渐扩展的气势，及其带给士大夫阶层的冲击。
（二）来自朝廷中央的压抑
王阳明的学说既透露着批判程朱官学的意味，与皇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便存在某种冲突。
当正德末年阳明学派正式在江西形成气候时，很快地中央朝廷便出现讨论王阳明学术的议题。
嘉靖元年（1521）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言道：
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
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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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侨对阳明学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它背离程朱正统而发，所以称之为“异学”
，明朝既以程朱学为统治的意识形态，背离程朱学很容易染上政治性的指控。
当时有御史梁世镖附议章侨之论，嘉靖皇帝以为是，于是下诏礼部国子监及各提学官，申明程朱学的正统权威，禁止任何背离正统的学问私自传播：“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
[64]嘉靖二年（1522）朝廷命朱熹裔孙墅为五经博士，并于朱熹家乡婺源奉祀朱子，再次强调对朱学的认可，巩固其官学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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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把阳明学搬上朝廷集议是发生在王阳明刚去世时，王阳明的政敌吏部尚书桂萼（1511年进士）上疏指责王阳明擅离职守、学问行为均不足取法，吏部会廷臣议论的结果为：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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