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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晚明士大夫的讲学活动招致更强烈的毁书院行动,并且酿成严重党祸,究其原因仍在于讲学活动酝酿异议思想,进而鼓励直接批评时事、参与社会运动的实际行动。
[74]同样地,明代对佛教、白莲教、无为教等宗教团体的压抑行动,也不离专制政权对民间具规模的组织进行镇压的模式,而男女相杂与政治叛变便是当政者最常给予的指控。
[75]从政治高压的观点看来,阳明学派在其渐成气候,获得当时知识分子拥护而有广泛社会名声的同时,便受到官方的压抑,被贴上“邪说”
“异党”
的标签,其主要原因应是政治性的。
(三)官僚体制内的权力竞争
另一个阻碍阳明学派发展的力量是来自官僚体制内的权力竞争,前文论及阳明学派的建构与王阳明在江西执政的政治实力、军事成就有密切关系,而且阳明学说所赢取的跟随者主要是准备踏上仕途的生员,及少数已进入官僚体系的士大夫,他们在政治场上的表现将直接或间接影响阳明学派的发展。
正如PierreBourdieu所论,任何一个新兴的学科、学派或组织,必将借着占取该场域(field)中具高权的位置、改变场域内部的权力结构,以确立本身的权力和地位,在占取位势的同时必然引发与旧有势力间的冲突竞争,这竞争更是无止境地持续进行着。
[76]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阳明学派的建构,阳明学派所带出的同门师友关系,不仅可以形成相互举荐提携的助力,也可成为反对者抵制其扩张的缘由。
虽然嘉靖年间阳明学派并未酿成严重的党祸,但是这种政治关系的运作与官僚体制内始终存在的结党分派一样,本质上就是朋党。
嘉靖年间以官员身份提倡阳明学最有力的便是徐阶(1503—1583),徐阶在任江西学政时已大力提倡阳明学,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二年(1563—1568)更高居首辅之位。
他在北京灵济宫设讲会,使欧阳德、聂豹、程文德分主之,可以吸引千人以上的参与者。
[77]罗汝芳(1515—1588)觐见时,直言培育人才为急务,而培育人才必由讲学,徐阶不仅赞同其言,且以实际的讲会活动来襄赞。
[78]谈迁(1594—1657)说徐阶以首辅身份讲学,天下群起而效之,[79]沈德符(1578—1642)说当时许多人为迎合徐阶,纷纷建书院:“徐华亭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
[80]《明史》也将当时讲学盛况归于徐阶的影响:“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
[81]从其他讲会成立和扩建的资料也显示,阳明师友借着地方政治资源提倡自己学派的情形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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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取官僚体制内的高位自然是扩展学派的重大助力,却也必然引起反对者的抵制。
除了前文论及朝廷正式下诏禁革讲学,阳明学派也遭受其他官僚的排挤。
根据《王阳明年谱》,嘉靖二年(1523)的会试以心学为题,目的在过滤、排挤阳明学者。
[83]《明史》也记载王阳明遭当事者所忌,致其虽封伯,不给诰券岁禄,其同事中也多有以考察黜者。
[84]《明儒学案》说南大吉(1487—1541)亲身讲习阳明学,使阳明门人益进,却因执政者恶阳明学,致其以考察罢官;[85]欧阳德在嘉靖十三年(1534)所写的家书,也提到当时阳明学者受排挤的情形:
当柄之臣初甚重阳明公,已而渐生衅端,盖始而薛中离,继而唐子忠、朱子礼、魏水洲诸人,皆不利于柄臣。
黄致斋、王定斋又尝为水洲解怨于柄臣,而水洲竟有论劾,遂并疑二公相党以相害。
诸公皆阳明之徒也,忌疾竞进者因而进谗,将以抑人之进而伸己;而有怨者又复酝酿其间,故诸公皆落职。
近日为邹东廓告病,擅自回籍,吏部忽然查奏,并及南礼部行勘不报,追罪黄久庵、季明德,皆外补。
久庵乃柄臣最厚者,以其所甚厚之人而排之至此,此非有所激于中而又有酝酿之者耶?况邹、季二公又皆吾党,奏中又以学为言,其意居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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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言当柄之臣即指桂萼。
根据欧阳德的说法,当时因为桂萼不悦王阳明,某些官僚便利用诋毁和其他手段来破坏王阳明朋友和门人的政治前途,造成多位学者落职、贬谪。
如此因着思想行事的契合或同门情谊而互相提携、扩展势力,以及反对势力的抵制行动,深切地影响了阳明学派在晚明的发展。
JohnMeskill曾以分析王阳明门徒的政治位阶来看此学派的发展,他认为第二代阳明弟子不能站稳政治高位,使得阳明学派缺乏有力的政治拥护者,因此在徐阶退休后,便带来衰微的命运。
[87]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太倾向以政权的影响力来衡量,并过分强调了中央朝廷对地方社会下贯的掌控力,忽略了在地方乡党、私人情谊中仍有许多运作的空间,尤其在混乱的政治情势中,有时牺牲政治权力却可因此而获得道德或文化上更高的声望,如罗洪先、邹元标(1551—1624)等;或因除去公务缠身,反而更能投身于文化学术界而发挥重大影响力,如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等。
然而,Meskill的说法也有道理,政治领导者的影响力确实常有不容忽视的力量,徐阶对阳明学的偏好以及对讲学活动的鼓励,与张居正(1525—1582)对讲学的厌恶和压抑,便是明代两个首辅在讲学活动上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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