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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主义的这一批评很有分量。
不过，它对自然科学——“科学本身”
——所做的提示才完全暴露出了教育问题里的危险矛盾。
自倍倍尔起，自然科学的地位就主导着辩论。
倍倍尔的代表作《妇女与社会主义》（”
DieFrauundderSozialismus“），自它发表之日起到科因那篇文章的发表的30年间，发行量达到了二十万册。
倍倍尔对自然科学的看重不仅仅是因为自然科学的成果的可计算的精确性，还首先是由于它的实际可运用性[21]。
之后，恩格斯所认为的自然科学的作用与此相近，恩格斯点到了技术，意在驳倒康德的现象论，因为技术由它的成果已表明，我们能够认识“自在之物”
。
自然科学——科因称之为科学本身——首先是作为技术的基础起作用的。
而技术显然不是纯自然科学的事实情况，但它是历史的事实情况。
作为历史事实，它要求检验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实证地、非辩证地割裂开来的做法。
人类向自然所提出的问题也受到他们的生产水平的制约。
这就是实证主义挫败的地方。
在技术的发展中，实证主义只能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进步，却认识不到社会的倒退。
它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也关键性地决定了这一发展。
而且，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中的实证主义者也没有看出，这一发展日益紧迫地使无产阶级占有这一技术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棘手。
他们错误认识了这一发展的破坏性方面，因为他们对辩证法的破坏性的一面已感到很陌生。
到做预测的时候，却没有做出预测。
这便决定了标志着19世纪的典型进程：即对技术的失败接受。
其原因在于不断更新的兴致勃勃的尝试，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都试图越过一个事实，即对社会来说，技术只是用来生产商品的。
圣西门主义者及其工业文学还只是开端；接着是迪康（DuCamp）[22]的现实主义，他将蒸汽机视为未来的圣者；最后是路德维希·普福（LudwigPfau）[23]，他写道：“完全不必成为天使，铁路胜过最美的双翅。”
[24]对技术的这种看法来自“园亭”
（”
Gartenlaube“）[25]。
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探询，20世纪的资产阶级所享受的“舒适感”
是否来自沉闷的惬意，而始终不必了解，生产力如何必然在这个阶级的掌握下发展。
的确，到了20世纪才能了解这一点。
20世纪经历的是，交通工具的快捷、设备——这些设备复制语言文字的——生产能力都如何超过了需求。
而技术在这一界线之外所发展的能量则是破坏性的。
这些能量首先促进的是战争的技术以及为战争做舆论准备的技术。
可以说，这一完全受阶级决定的发展是在20世纪的背后完成的。
20世纪还没有意识到技术的毁灭性能量。
世纪之交的社会民主党尤其如此。
尽管它在个别地方与实证主义的幻想针锋相对，总体上看，它却也陷入了这些幻想。
它认为，过去彻底被现在储藏起来；如果未来能使我们展望劳动，就必定会带来丰收的祝福。
三
在这一时期，爱德华·福克斯进行了深造，他的作品的重要特点产生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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