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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维努斯以及后来的福克斯的共同特点是：在他们那里，伟大的创作者可以说是粗犷的，他们天性的活跃、阳刚和自发性，是以静观、阴柔和接受因素为代价的。
这对格维努斯来说当然要容易得多。
当他写这部书时，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它的艺术充满了政治力量；而福克斯的写作时期是帝国主义时代，他以论战的方式把艺术的政治力量展示给这一时代，而在这一时代的艺术创作中这些力量已是每况愈下。
但他的标准仍然是格维努斯的。
是的，这些标准可以追溯得更远，可以追溯到18世纪，即以格维努斯本人为例，他为F．C.施洛塞尔（F.C.Schlosser）[74]所做的纪念讲话，为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坚强的道德主义作了精湛的表达。
人们曾经指责施洛塞尔的“忧郁的严谨风格”
。
格维努斯对此做了反驳：“施洛塞尔对此的回答可能是、肯定是：与在小说中不同，从伟人的生活中、历史中，人们学到的不是肤浅的生活乐趣，无论感官与精神有多么喜悦；从对他们的观察中所汲取的，即使不是对人类的鄙视，也是严格的世界观和严肃的生活准则；最伟大的对世界与人的评判者，如莎士比亚、但丁、马基雅弗利，都善于以自己的内在生活去衡量外在生活，对这些人，世界之本至少总是产生过培养这种严肃与严格的印象。”
[75]这便是福克斯的道德主义的根源：德意志的雅各宾精神，福克斯在青年时代接触到的施洛塞尔的世界史便是这一精神的纪念碑。
[76]
个人所属的阶级常常无意识地通过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形成某种行为方式，但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个人的利益上，而不是放在他们的这一行为方式上的观察方法，导致了对意识形态建构中的有意识因素的过高估计。
这在福克斯那里是显而易见的，他说：“艺术在它的所有关键部分都是不同社会状况的理想化外衣。
因为，每一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或者社会状况都急于对自身进行理想化，为的是通过这一方式在伦理上为它的存在辩护……这是一永恒的法则。”
[81]这里我们接近了这一误解的核心，其观念在于：剥削至少是在剥削者一方决定了错误的意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厌烦正确的意识。
这句话可能对阶级斗争最强烈地波及了整个资产阶级生活的今天，有一定有限的意义。
对以前的剥削形式来说，享有特权者的“良心不安”
绝不是理所当然的。
物化不仅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了，而且还给真正的关系的主体本身蒙上了一层迷雾。
在经济生活的当权者和被剥削者之间插入了法律和管理这一官僚机器，它的成员不再是负有完全责任的道德主体，他们的“责任意识”
完全是这一扭曲的无意识表达。
福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带有着道德主义的痕迹，这一道德主义，即使是心理分析也没能使它动摇。
福克斯对性的评价是：“所有表露创造性这一生命法则的感性行为形式都是合理的……所要唾弃的是那些把这一最高级的冲动贬低为单纯的好色技巧手段的形式。”
[82]显然这一道德主义的标记是资产阶级的。
对资产阶级排斥纯性欲，排斥以或多或少的想象力产生性欲的做法进行真正怀疑，对福克斯来说是陌生的。
当然他在原则上声明：“对道德或不道德的谈论总是相对的。”
但在同一处，他又马上对“绝对的非道德”
规定了例外，这便是“违反社会冲动的行为，也就是说，违反自然的行为”
。
这一观念的标志，是在福克斯看来“总是有发展能力的大众压倒蜕化的个性”
[83]的符合历史规律的胜利。
总之，可以这样评价福克斯：他“所攻击的不是对所谓堕落的冲动所做的谴责的合理性，而是有关冲动的历史和范围的看法”
[84]。
这样便阻碍了对性心理学问题的澄清。
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以来，性心理学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在不同程度上把广泛的性欲范围列为禁忌，正产生于此。
由此而在大众中造成的压抑暴露出了受虐狂和虐待狂情结，当权者们为这些情结提供了在他们的政策看来最为合适的对象。
福克斯的一个同龄人，韦德金德（Wedekind）[85]对此做了观察。
而延误了对此进行社会批判的福克斯，试图通过自然史这一弯路来弥补这一过失，所以他为纵欲所做的精彩辩护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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