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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阅读是一种破坏，他吞噬所读的内容，就如壁炉里的火苗吞噬柴火那般。
而贯穿长篇小说的悬念则好似吹向壁炉的穿堂风，它让火苗熊熊燃烧，摇曳生姿。
读者的兴趣如火苗，只有干枯的柴火才能助其熊熊燃烧。
——这意味着什么呢？“莫里茨·海曼（MoritzHeimann）曾说，一个35岁就死了的人，他人生中的每一刻都是一个35岁就死的人。”
这句话令人颇为费解。
而这句话之所以如此费解，完全是因为其中的时态用错了。
事实上，这句话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人们回想起一个35岁的死者一生中的点点滴滴时，人们面前浮现的永远是一个35岁便过世的人。
换言之，这句话对于[此人的]真实生活而言毫无意义，但对人们所回忆的[此人]生活而言，它的意义则不容置疑。
这句话将长篇小说人物的本质描画得再清楚不过了。
它告诉我们，长篇小说人物生活的“意义”
只有在其死亡中才显现出来。
阅读长篇小说时，读者其实是在寻觅某些人物形象，以期从他们身上读出“生活的意义”
。
这样一来，读者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事先确信：他体验到了这些人物的死亡，至少也体验到了他们象征意义上的死亡：小说的终结，但最好是其真正的死亡。
长篇小说读者的兴趣如点点星火，而助其呈现出燎原之势的，则正是他所关心的问题：这些人物是如何暗示他并使他明白，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某种特定的死亡正等待着他们。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读者而言，长篇小说之所以富含深意，并非因为它颇有教益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陌生人的命运，而是因为我们心中的兴趣之火在这一陌生命运的助燃下熊熊燃烧，从而给了我们一丝温暖，而这是我们自身的命运永远也给不了的。
长篇小说吸引读者的原因在于，读者身处使他寒冷战栗的生活中，他期望能从阅读的死亡体验里获得一丝暖意。
十六
“高尔基（Gorki）写过：列斯科夫这位作家深深地扎根于民众，他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国外的影响。”
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总是扎根于民众，尤其扎根于手艺人阶层。
从手艺人阶层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程度来看，他们历经了众多纷繁复杂的发展阶段，涵盖了源自乡野村夫、商船水手和大都市的诸多因素，相应地，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层次的概念，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这一阶层所积累的经验瑰宝（我们暂且抛开不谈的是，商人为讲故事的艺术做出了绝对不容小觑的贡献；他们要做的，并非使故事含有更多教益，而是要完善故事用以攫取听众注意力的手段。
比如，在《一千零一夜》中环环相扣的故事里便留下了商人们深刻的足迹）。
简言之，讲故事在人类日常生活中起到的是一种根本性作用，尽管如此，人们却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概念来领会故事所带来的教益。
列斯科夫的故事[所带来的教益]最适于用宗教方面的概念来解释，黑贝尔作品[的教益]仿佛可以自然而然地归入启蒙教育观的范畴，爱伦坡（Poe）的作品[教益]以神秘主义面貌示人，而如果要说吉卜林（Kipling）作品有什么教益的话，那么这种教益便体现在这些作品所刻画的英帝国水手及其殖民地驻守士兵的生活中。
所有这些讲故事能手的共同点在于，经验于他们而言就像梯子的一根根横木，面对这些经验，他们可以像攀爬梯子那样上下自如。
这架梯子就好比一种集体经验，梯子的一端埋在地表深处，而另一端则直插云霄。
每个个体的经验也如一架梯子，它的底端——死亡——对于集体经验的梯子而言绝非障碍或束缚。
十七
列斯科夫与童话精神渊源深厚，在这一点上，能与他相提并论的讲故事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希腊正教教义对某些趋势的推崇。
众所周知，在希腊正教的教义中，奥里根（en）的万物复活论（Apokatastasis，[希腊语：ποκατáστασιs，“再生”
“复活”
]）——众生灵魂皆可升入天堂——虽遭到罗马教廷的摒弃和抵制，但它在正教教义中却有着重要作用。
列斯科夫深受奥里根的影响，他曾计划翻译其著作《论终极原理》（”
überdieUrgründe“），由于笃信俄国民间信仰，他不倾向于将复活视作一种神化，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类似于童话中常发生的）去魔化。
他对奥里根论说的这一解读为他的《着魔的朝圣者》（”
DerverzaubertePilger“）奠定了根基。
正如他的其他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童话和传奇（Legende）的杂糅产物，它与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所说的童话和传说（Sage）的杂糅物不无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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