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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家便是这些遗产的继承人，但他们在充当这一继承人时却常常无比忧郁。
在阿诺德·贝内特（Ar）的一部长篇小说里，人们这样议论一个逝去的妇人：“她压根儿就不曾拥有真正的生活”
，这正如长篇小说家继承这些遗产时的情形：它们常常少得可怜。
在对这一点的认识上，我们得感谢格奥尔格·卢卡奇，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启发，他告诉我们，长篇小说是“[人在]超验意义上无家可归状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
在卢卡奇看来，长篇小说是将时间当作自身一个根本原则的唯一[叙述]形式。
“他在《小说理论》（”
TheoriedesRomans“）中写道：只有[人]与超验意义上的家园的紧密联系消失后，时间才能真正成为[人的]根本原则。
……只有在长篇小说中……意义与生活才彼此分离，本质性（dasWesenhafte）也才因此而与暂时性（dasZeitliche）割裂开来；人们甚至可以说：长篇小说的整个内部情节只不过是[人]与时间的一种抗衡……由此，叙述中才真正出现了不同的时间体验：希望和回忆……只有在长篇小说中……才出现一种创造性的回忆：它能选准[叙述]对象，并对其进行改造。”
只有“当主体凭借回忆将自己过往的一生浓缩为一个整体时，他才能消除其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二元对立……主体能领悟自己的整个人生，靠的是一种洞察力，靠的是他对那未曾实现，从而也就无法言表的生活意义的预感和直觉式把握”
。
事实上，“生活的意义”
就是长篇小说情节的发展所围绕的中心。
阅读长篇小说时，读者置身于它描画的生活中，而读者对“生活的意义”
的追问则意味着，他在阅读时能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人在生活中的不知所措。
这里是“生活的意义”
，那里是“故事给人的教诲”
：长篇小说和故事就是这样，它们打着不同的旗号各自为政；从这种对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性艺术形式。
如果说《堂吉诃德》是长篇小说最早的完美范本，那么其最新近的楷模或当属《情感教育》（”
Eduentale“）。
在该长篇小说的末尾，开始没落的资产阶级从自身的行为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它就如残渣一般，沉淀于人生之杯的杯底。
弗雷德里克（Frédéric）和戴洛立叶（Deslauriers）从小便是好友，两人在回想起他们的青葱岁月时，谈到了曾经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有一天，两人惴惴不安地溜到家乡的风月场所，为的只是把一束从自家花园里采来的鲜花送给其中管事的女人。
“三年之后，大家都还时常谈起这件事。
而此刻，他俩又相互补充着回忆起了这件事的旁枝末节。
临了，弗雷德里克说：‘这或许算得上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
’‘嗯，算你说对了，’戴洛立叶说，‘这或许就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
’”
两人达成这一共识后，该长篇小说便结束了。
严格来讲，这个结尾适用于一个长篇小说，却不适用于任何一个故事。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故事，我们都有权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而对长篇小说则不然。
当长篇小说末页已赫然写着“终结”
二字，并由此来启发读者靠预感去再现生活的意义时，读者便不能要求它再讲述更多了。
十五
听故事的人有讲故事的人为伴，即便人在读一个故事时，他也仍是有人陪伴的。
但长篇小说的读者却是孤独的，并且他比任何其他作品的读者都要独孤（因为即便一个人读诗的时候，他都愿意把诗读出来给自己听）。
因为心怀这种孤寂，长篇小说的读者比任何其他读者都更紧守着他阅读的内容。
他时刻想着要把它占为己有，从某种程度来说，他时刻想要把它生吞活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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