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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没有一座房子，甚至没有一间屋里没死过人。
（伊比萨岛的一座日晷上刻着铭文“Ultimamultis［这是众人的末日］”
，它强调了中世纪的人对死亡的时间感受，而他们将铭文刻于日晷上却表明，他们对死亡还有着空间上的感受）如今，市民们居住在未沾染死亡的空间里，将永恒吸干（TroerderEwigkeit）[3]，而当他们的末日来临时，他们的后人则把他们打发到疗养院或医院。
然而［如今的人们］殊不知，人的知识和智慧，尤其是人所历经的整个生活——这些正是讲故事所需的素材——都是在人之将死时才可以口述传达的。
一个人的生命行将结束时，其生命历程中的一系列画面在他内心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都是他下意识地从个人角度出发而看到的有关自己的画面——与此同时，他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人、事和场景都体现在了他的表情和眼神中，这使得与他相关的点点滴滴获得了一种权威。
每个临终者在面对其死亡见证人时都拥有这种权威，就连最不幸的可怜虫也不例外，而这种权威便是故事的源头。
十一
使讲故事的人讲述的所有内容获得认可的，是死亡。
讲故事的人的权威源自死亡。
换言之，他的故事讲的是自然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卓越超群的约翰·彼得·黑贝尔的一则最美的故事堪称典范。
这个故事收在《莱因家庭之友小宝盒》中，题目叫《意外的重逢》（”
UesWiedersehen“），它从法伦煤矿的一个年轻矿工的订婚讲起。
婚礼前一晚，旷工命丧煤矿坑道深处。
他死后，未婚妻仍对他忠贞不渝，苦熬多年以后，她成了一位年迈的老妇。
有一天，人们从废弃的坑道里挖出了一具死尸，由于浸泡在硫酸亚铁液中，尸体并未腐烂，而老妇则一眼便认出这就是自己的未婚夫，此次重逢后，她便过世了。
讲这个故事时，黑贝尔觉得有必要强调老妇所度过的漫长岁月，于是便写了以下句子：“在此期间，葡萄牙的里斯本被一场地震夷为平地，七年战争已成过往，弗兰茨一世大帝（KaiserFrae）寿终正寝，耶稣会被取缔，波兰被瓜分，玛利亚·特蕾莎（MariaTheresia）女皇过世，施特林泽（Struensee）被处以极刑，美国独立了，法国和西班牙联军没能攻下直布罗陀。
土耳其人将施坦因将军（Geein）囚禁于匈牙利的维特拉尼洞穴（VeteranerH?hle），约瑟夫皇帝（KaiserJoseph）驾崩。
瑞典的古斯塔夫国王（K?nigGustav）以俄国人的方式（K?nigGustav）征服了芬兰，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漫长的战争岁月伊始，利奥波德二世大帝（derKaiserLeopoldderZweite）也长眠于地下了。
拿破仑攻占了普鲁士，英国人轰炸了哥本哈根，农民种了收，收了种。
磨工们磨面，工匠们敲打铸造，矿工们挖掘寻找矿脉。
然而，当法伦的矿工们1809年……”
从未有哪个讲故事的人像黑贝尔这样，用这种年表大事记将叙述嵌入自然的历史中。
若仔细阅读，人们会发现，在这一叙述中，死亡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有如死神有规律地现身于正午时分绕大教堂钟楼行进的宗教仪式队列之中。
十二
要考察任何一种特定的叙述形式，都必须兼顾它与史料编撰（Geschichtssg）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自问，史料编纂不正是尚未细分的各种叙事形式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吗？若是如此，那么，史料编撰与各种叙述形式的关系，就如同白光与各光谱色之间的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在宛如白光般不带任何色彩的史料编撰中，曾出现过的任何一种叙述形式都不及编年史（ik）那般纯粹。
编年史宛如一张宽广的色带，上面罗列着讲故事所能用到的各种方式，它们就好比同一种颜色的不同色调，在这张色带上依序排列。
编年史的作者就是叙述历史的人。
我们再想想黑贝尔的那段文字，它用的完全是编年史的基调，我们可毫不费力地看出，撰写历史的史学家与叙述历史的编年史作者是有差别的。
史学家有义务以种种方式说明他撰写的种种事件；他绝不会满足于仅将这些事件当成世界进程中的范例来加以展示。
然而，编年史作者所采取的却是史学家所摒弃的做法，其中尤为经典的代表是中世纪的那些编年史家，他们是近代史学家的先驱。
讲述历史故事时，他们以无法探明究竟的救世计划为基础，从一开始就摆脱了重负，从而无须对故事进行任何可以验证的说明。
在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笔下，取代说明的是阐释。
阐释时，重要的并非在某些特定事件之间建立关联，而是弄清这些事件是如何植根于伟大且神秘莫测的世界进程中的。
至于这一进程是受制于救赎史，抑或只是一个自然进程，这都无关紧要。
［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世俗化的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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