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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吾浩然之气”
“自反”
“践形”
等修身功夫，都是为了使自身达于道德的完满自足，从而生发起一种势不可当的主体精神力量，然后去要求、影响、引导君主——格君心之非。
也就是说，要借助于个体精神价值（道）去制衡至高无上的君权（势）。
因此，对儒家而言，自身修养、心灵提升除了心灵自我拯救的意义外，还具有积累制衡君权的资本之意义。
在孟子看来，由于士人靠修养而获得强大的主体精神力量和高尚的人格境界，因此当他面对君主时就能够保持人格尊严，而保持这种人格尊严的目的依然是更有效地规范、引导君主。
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
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尽心上》）又说：“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夫义，路也；礼，门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孟子·万章下》）这一方面是要求君主礼贤下士，另一方面是要求士人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要趋炎附势。
孟子认为只有这样士人才能成为“王者之师”
，才能以己之“道”
，抑彼之“势”
，并进而实现士人的社会理想。
“道”
是虚的，“势”
是实的；“道”
是士人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抽象概括，“势”
是君权的异名。
在政治系统中士人无力制约君权，他们就凭借文化系统来完成这种制约。
“道”
本是士人主体意识的产物，但士人又赋予它以某种超现实的客观自在性，于是士人高标一个“道”
，便感觉自己的文化制衡活动获得了某种神圣性，具有了可靠的价值依据。
这样一来，“道”
又反过来成了支撑士人主体精神的超越力量了。
这就像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
本是他对宇宙本体进行追问的产物，是心造之物，但它一经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出现，却又成为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石一样。
孟子以“道”
自任，并借“道”
之力来抗衡君权，这就使他有足够的勇气将君主作为一个对象来审视。
总括孟子对君主的态度基本不出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二是抨击、痛斥。
对于善根未泯的君主孟子有足够的耐心去循循善诱。
例如，对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就是这样。
他极力从一些细小之事上证明他们有成为贤德仁惠君主的可能，并以“一天下”
为诱饵以激励之。
同时，孟子还为这些君主制定了一套“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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