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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措施：“保民而王”
“制民之产”
“与民同乐”
“仁政”
“王道”
等。
孟子著名的“性善”
之说，在我看来大约出于两层动机。
一是为号召士人进行个体心灵的自我锻造提供理论前提——既然人人之“本心”
都是善的，那只要将失去的本心找回来就可以成圣成贤了。
他的“人人皆可为尧舜”
之说正是这样的意思。
二是为塑造理想的君主确立逻辑前提——尽管大多数君主都不免沉浸于酒色、热衷于征伐，但他们心中都具有先验的道德意识，只是暂时受到蒙蔽而已。
如果使君主们相信自己有成为仁德之君的可能，那么向他们推行起儒家士人的价值观来也就容易多了。
由此观之，孟子“性善”
说的用心可谓良苦。
孟子对荒**无耻、专横跋扈的君主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在他看来，这样的君主是不可救药的，对他们就必须采取严厉措施。
齐宣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
（指汤伐桀，武王伐纣之事）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在这里，孟子以儒家士人的价值准则——仁义作为君主必须奉行的价值准则，认为背离了这一准则也就失去了做君主的资格，对这样的“一夫”
，尽可诛杀之而无弑君之名。
这种见解较之《左传》中所载那些史官们的迂腐之见是积极得多了。
将君主置于儒家士人的价值坐标中予以衡量，并以此作为士人对待君主态度的依据，这是“文化制衡”
最典型的体现。
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从不扬君而抑臣，他认为君有君之礼，臣有臣之道，各依其礼而行。
相睦相处、相互礼敬乃是理想的君巨关系。
倘若君主破坏了这种关系，臣下也就不必依臣道而行了。
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这样，士人判断一个君主的好坏就还要看他对待士人的态度是怎样的。
这实际上是士人最为看重的一个价值标准，是士人要求得到君主重视、礼敬的愿望的表现。
那么，以孟子为代表的这种文化制衡策略在先秦是否有实际的效果呢？在要求君主成圣成贤、实行仁政这一点上可以说收效甚微，而在要求君主尊重士人这一点上则基本达到了目的。
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大贵族都争相养士，士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
这固然是出于诸侯国招贤人才、增强实力的目的，但与士人阶层的自尊自重也有着直接关系。
到了秦汉以后，尽管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大大强化了君权的力量，士人阶层也不再像先秦士人那样具有“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的现实条件。
因而不再敢于像子思、孟子那样公然以“王者之师”
自居，但孟子所倡导的文化制衡策略却一直得到了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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