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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对君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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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士人阶层是士人社会文化价值观基本形态的建构者，同时也是士人对君权实施“文化制衡”
的始作俑者。
孔子及其弟子率先以道自任，将“士”
与“道”
紧密连在一起。
“士志于道”
“人能弘道”
成为士人阶层自觉到自身重要历史使命的标志。
老子之道虽带有明显的形而上色彩，但它同样是士人阶层“文化制衡”
意识的体现。
老子的目的是借“道”
之超越性来消解君权，使自然法则转化为社会法则。
道家的文化制衡意识到了庄子沉落为一种个体价值追求的自我解构，而儒家的文化制衡意识则在孟子那里发展为“道”
“势”
对立的思想。
较之孔子，孟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大强化了士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力量。
他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孟子·滕文公下》）又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又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离娄下》）又说：“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
（《孟子·离娄下》）这里所谓“志士”
“勇士”
“大丈夫”
“大人”
“君子”
都是指具有博大胸怀、高尚人格、宏远志向的士人。
这些语例都说明孟子对士人人格境界的追求又远远高于孔子。
那么，孟子为什么对士人的人格境界、主体精神如此高扬呢？这是士人对君权实施“文化制衡”
所必需的。
他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士人要规范君主，并通过君主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首先自己要成为“大人”
——有高尚人格境界和宏远抱负的人。
孟子所开出的“存心养性”
“求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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