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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人而言，自然景物给人的是一种由感官的快感为基础的精神愉悦。
休谟说：“美是（对象）各部分之间的这样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的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所以快感与痛感不只是美与丑的必有的随从，而且也是美与丑的真正的本质。”
[11]被誉为“美学之父”
的鲍姆嘉通也将“感官认识，即感受或感觉的完善性称之为美。”
[12]而在中国士人眼中，这种色之于目，声之于耳的感官愉悦不过是自然给予人们的最表层的享受而已。
其二，就自然美的存在方式而言，在西方美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两大派：一是认为美是物的客观属性，二是认为美是人的主观感觉，虽也存在主、客体的联系中探讨美的存在方式的观点（如狄德罗）却只是一种偶然的特例。
相反，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从来都是在“心目相取处”
来思考自然景物之美的；他们将自然美视为人的精神的象征，从不离开人而言美。
在审美活动，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物我不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
自然的审美价值就在可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种澄明无碍、超尘拔俗的自由之境，人从自然景物中获得超越感、自由感，然后又将这种感受赋予自然景物，使之外化为美的价值。
西方人似乎正缺少这种物我交融、浑然一体的审美感受。
第四，基于上述两点，在文学与自然、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方的差异有下列几点：其一，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
，故而从不将自然视为纯然客观的物质世界，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也只是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情与景相契合、相融浃；西方人讲“天人相异”
故而将自然视为外在客体，在文学艺术上专讲“模仿”
。
中国人讲“契合”
“融浃”
，故对文学艺术提出的基本价值标准是情真；西方人讲“模仿”
，所以对文学艺术提出的价值准则是事真。
古希腊的哲人已提出“模仿自然”
的口号，文艺复兴时期诸艺术大师更提出“镜子说”
“第二自然说”
。
中国文艺家在创作中享受到“神与物游”
的自由感，西方艺术家则在创作中享受到由真实模仿所带来的快感。
达·芬奇说：“画家应该研究包罗万象的大自然，应该把自己大量的理智用在所见的一切事物上，要利用构成每一所见物体的最优良成分。
通过这样的办法，画家的心灵就似乎变成了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面前的一切，好象变成了第二自然。”
[13]中国画家则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倶会。
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
[14]—个要“反映面前的一切”
，—个要“应会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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