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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建安诗人那种不拘一格、勇于创新的精神也体现了“文学的自觉”
。
五言、七言、古诗、乐府旧题、自创新题无不具备。
或直抒胸臆,或锻炼词句,均自做主宰,不假外求。
这种创作态度的确只有到了“文学的自觉”
的时代才会出现。
当然,“文学的自觉”
作为文学意识的成熟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自觉上。
在这方面,曹丕的《典论·论文》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其一,将文学的风格、特色与作者个体的性格特征联系起来。
其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此处所言之“气”
是指人的个性特征而言,曹丕认识到文学的风格特色会因作者的个性不同而不同,这是具有重要理论突破意义的发现。
这标志着他对文学的认识已由传统的政治教化的工具转移到个体精神的创造上来,这正是“文学自觉”
的根本之点。
而且曹丕此论更指出了文学的独创性特征,这是“文学自觉”
的又一重要标志。
文学是一种不可重复的精神产品,只有那些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文学价值。
康德以为只有诗人、艺术家中才有天才,而天才的首要标准便是独创性,曹丕虽是在作者个人气质与文学之关系的角度立论的,但他毕竟接触到了文学独创性的品格,这是他以前的工具主义文论家们所无法达到的理论深度。
曹丕对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气质之关系的深刻认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这种认识乃基于建安诗人的创作实际。
如前所述,建安诗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思想解放,在文学创作上尚通脱。
他们不再将文学视为工具,而是当成表情达意、舒泄抑郁不平之气的方式。
因而对建安诗人而言,诗便真正成了心灵的呈现。
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也就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
曹丕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特点,才能提出“文以气为主”
这样深刻的观点来。
这说明,“文学的自觉”
在创作与理论两个层面上是互相触发的。
其二,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意识。
建安之前,人们对文学审美特性早有觉察,孔子即已有“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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