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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都是指那种“慷慨”
“梗概多气”
的审美特点。
这种诗歌风格乃是士人阶层主体精神和社会使命感在审美层次上的呈露，正始之后，士人这种主体精神与社会使命感消失殆尽，故在诗文中再也出现不了“建安风骨”
这样的风格了。
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建安风骨”
的第三个特征。
由于建安诗人志在进取，在救世，因而其注意力集中于外在生活之上，对社会之动**、百姓之灾难怀有深深的同情与关切。
呈现于诗歌则是社会生活构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社会生活固有的残酷、悲凉也就转化为诗歌的某种基调了。
正始之后，士人关注的对象由外部社会转向内心世界，由人世转向自然，由具体转向玄虚，因而也就不再像建安诗人那样在作品中统摄生活内容了。
综上所述，“建安风骨”
是继承了古诗的哀婉沉郁，呈现了士人的进取精神，升华了社会生活的残酷悲凉而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
它于慷慨中带有凄婉，于豪迈中流露悲凉，于沉雄中寓含忧郁，它将个人的感慨惆怅与社会生活的动**残酷融为一体，将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人生苦短的忧生之嗟融为一体，将丰富的生活内涵与个人的真情实感融为一体，从而构成一种具有深沉绵远之巨大艺术感染力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是那些固守名教伦理的东汉士人所不能有，而那些处身世外、务心玄远的六朝名士所不屑有的。
唯有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建安诗人方能唱出如此“梗概多气，志深笔长”
的歌来。
（二）“建安风骨”
与“文学的自觉”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说“建安风骨”
代表了“文学的自觉”
是完全有理由的。
这首先表现在建安诗人业已摆脱了传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学价值观。
两汉时期人们对文学价值的界定不出“美刺二端”
。
或则歌功颂德，或则“主文而谲谏”
。
只有通过“美刺”
而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的社会作用才算完成了文学的使命。
建安诗人却是崇尚通脱——“想说什么便说什么”
，这就将诗歌从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使之成为人的情感的自然呈现，因而诗歌也就获得了某种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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