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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建安时期以前,儒家对“文”
的重视都是为了“用”
,即为文学的社会功用服务。
因此,“文”
——审美特性尚未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而存在,曹丕首先提出“诗赋欲丽”
之论,这就等于承认审美特性是诗赋这类文学形式的基本价值,这在理论上自然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
其三,高扬文学的重要性。
先秦两汉士人一般都重事功,重德行,而视文章为末事。
扬雄更有“辞赋小道,壮夫不为”
之论。
曹丕则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尽管在这里依然带有某种工具主义倾向,但其主要之点却是强调文章超时空的永恒价值。
这表明,文学在建安士人们那里已经被当作一个伟大的事业来看待了。
它即使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功用,仅其超时空的永恒性就足以令人们趋之若鹜了。
把文学看成是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事业——这当然是“文学的自觉”
的重要标志。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先生说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
的时代是完全有根据的。
但是这种“文学的自觉”
却并非由于“人的觉醒”
,而是由于士人阶层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动**时期所获得的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尚通脱”
的风尚。
由于这种思想解放和“尚通脱”
的风尚,士人们就不再囿于传统儒家工具主义文学价值观之中,而是把文学看成舒泄情感、传达意念的形式,看成一种以审美为基本特性的独立精神活动。
“建安风骨”
的形成,正可以看作是文学得到“自觉”
之后第一次伟大的表现,是诗人们摆脱了名教束缚而获得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的权利之后的必然结果。
建安时期的士人颇有点先秦纵横家的气概,故而其诗文亦慷慨豪迈,极少拘束;他们在思想上挣脱了名教束缚,故其诗文也从工具主义文学观念中独立出来从而走向自觉。
但是“文学的自觉”
是一个过程,建安诗人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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