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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才能出现善于治理天下之人，这又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一大突破，以往儒者是将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治人——具有圣贤人格的君主与官吏身上的。
他的“治法”
是相对于为维护君权而设定的现实法律制度而言，也就是说，他要求从政治制度上改变以君权为本位的传统，从而确立起一套制度化、法律化的制衡机制。
这是富有近代精神的政治思想。
其二是置相。
他总结了明代政治的经验教训，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置相》）。
因无丞相之职，故大权落于宫奴之手。
因此，他主张在皇帝之下应设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数人、六卿、谏官若干人，共同组成最高权力核心。
他们“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
其执事皆用士人。
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
天子批红。
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
（《置相》）。
这显然是一种集体分工负责制的政治模式。
在这里，君主只是内阁会议的主持者和参与讨论的一员而已。
这样以宰相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与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集团在政治上构成一种张力平衡，二者相互依赖又彼此制约，君主不再是“独夫”
，士大夫也不再是“仆妾”
，而是成为坐在一起、共议国政的政治联盟了。
这大约就是历代士人阶层所向往的理想政治格局了。
在这里昭然若揭地反映出士人阶层与君主分权的动机。
第五，文化制衡策略。
在文化制衡方面，黄宗羲将希望寄托于学校。
在他看来，三代时期的学校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曾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
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
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学校》）又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学校》）这就是说，学校不仅具有培养士人的职能，而且还负有议论天子之是非的责任，这样学校就成了最高的是非裁判所了。
这种关于上古学校的理想化描述表现了士人阶层与君主争夺价值判断裁决权的意图，是文化制衡策略的集中体现。
但是，在黄宗羲看来，学校的这种可贵职能在后世被丢失了，“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
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
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
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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