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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
（《学校》）这是一段符合历史的话。
考之典籍，在西周之前只有官学而无私学，学校与政权系统是一个整体。
春秋之后，士人阶层产生，私学因之大兴，于是士人文化与政治系统相分离。
在某些时代，二者之间的矛盾表现得颇为激烈。
汉末、南宋、明末都是这样。
这种矛盾是“道统”
与“政统”
之间的矛盾，是士人与君主之间的矛盾。
它集中体现了士人阶层的独立性与社会批判意识。
黄宗羲认为学校应重新肩负起文化制衡的重任。
其云：“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
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
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学校》）在朝廷是如此，在州县亦然：“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
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
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
其以簿书期会，不至者罚之。
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学校》）这样，学校就成了自中央以下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太学祭酒与各级学官乃“推择”
而出，故各级行政长官并无权任免，在中央，太学祭酒的地位与宰相等，在郡县则与郡守县官等，有这样一个监察系统的存在，的确可以大大改善吏治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
政治结构。
在宰相系统与学校系统的制衡之下，士人阶层的意志得以实现，君主的意志则大受限制，只要这两大系统运转良好，再加上有明确而合理的“天下之法”
在，那么，即使遇到昏君，也不至于危及国家、祸及百姓了。
黄宗羲可谓是一位用心良苦的伟大政治思想家。
在儒家思想系统中，他的重要贡献在于使政治制衡与文化制衡统一起来，并将文化制衡具体化、制度化，因此他的制衡策略较之传统儒家那样仅限于劝君主成圣成贤、道德自足，是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了。
但是黄宗羲亦如传统士人一样，仍是没有找到使他的政治设计运转起来的“第一推动者”
，他既要制衡君权，又必须依据君权来推行他的制衡策略，从而也摆脱不了那永恒的历史悖论。
只是到了清末，在西方列强大炮的威胁之下，光绪皇帝才鼓足勇气来扮演这“第一推动者”
的角色了，然而他的力量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又是那样不堪一击，以至于借助于君权的自我改良方略终于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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