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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易传》亦为后世士人之诗文创作开启了一种“神妙”
的艺术境界，使儒家诗文得与道家诗文在最高境界上达到一种契合。
儒家创始人孔子不讲“怪力乱神”
，亦不大重视形上价值追求，他关心的主要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和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价值秩序。
但在其继承者那里，大约是受了老子思想影响之故，也颇热衷于对形上价值本原的思考。
例如，《中庸》标举“诚”
这个价值范畴，并主张通过个体道德修养，使作为个体精神价值的“诚”
与作为宇宙本体的“诚”
相契合，从而实现“赞天地之化育”
“与天地参”
的人格理想。
其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这就是说，圣人能达于作为“天之道”
的“诚”
，故而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种“诚”
的人生境界同样是一种“神妙”
境界。
“诚”
既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又具有形上性质，它是一种由道德价值转换而成的价值本原。
它是人与天（自然）合一的产物，这样它也就带上了某种超越的神妙色彩。
由于儒家也开出来在人格修养方面的“神妙”
境界，也就使后世儒家士人在诗文书画的创作于鉴赏上能够将神妙境界看作艺术理想而予以追求。
因此，儒道两家在艺术追求上的共同点乃是以他们思想上共有的形上价值追求为基础的。
第二，对“神妙”
境界的追求还表现了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唯一承受巨大忧患意识的阶层。
黎民百姓身受各种痛苦，但他们却不能自觉地将这痛苦当作对象来反思；统治者掌握着天下大权，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利害得失。
唯有士人阶层，作为精神文化的承担者，才会产生出重重的忧患。
除了上忧其君、下忧其民之外，他们还因自身的社会境遇而生出诸如孤独、失意、感时、伤春等忧愁之情来。
在这重重忧患意识的压迫下，他们就对精神的超越与心灵的自由极为向往。
他们企望超越社会、超越时空、超越自身。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一种为士人阶层所普遍接受的宗教，因而他们的精神不能寄托于彼岸世界，没有上帝来帮助他们脱离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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