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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们就只能求救于自身，只能在自己的心灵中营构起超越之境。
形上追求、人格理想都是这样的超越之境，其作用不是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而是安顿自身心灵。
与这一内在需求相应，诗文书画更以其独具的审美特性而成为士人阶层精神的避难所。
士人们承认诗文书画有“陶冶性情”
之功，而所谓“陶冶性情”
本质上正是使精神从重重束缚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得以自由伸展。
钟嵘有一段话说得极好：“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凡斯种种，感**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诗品序》）士人与忧患不可分，诗与士人也不可分。
然而在诗文书画中，最能使人超越凡近，自致远大者，则莫过于那种展示了“神妙”
之境的作品。
他们游心其中就可以体会到真正的如释重负之感，故而越是有退隐之志的士人，就越是追求诗文的“神妙”
之境。
这种艺术境界本质上是使人的心灵与现实生活最大限度地拉开距离，从而使心灵得以提升，使精神得以解放。
总之，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实是士人阶层心路历程之记录。
它的基调是悲愁，它的功用在超越。
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中，文学被当作在此岸世界中完成精神超越的有效方式。
然而正如形上追求与人格理想并不能真正弥合士人的心理冲突一样，艺术上的“雅化”
、追求“神妙”
境界也只能是在瞬间内给他们以慰藉。
在现实生活中，士人阶层永远处于是保持独立的精神人格，还是做他人的工具的艰难抉择之中，因而心灵总是承受着激烈冲突的煎熬。
他们往往是“进亦忧，退亦忧”
，这样，文学就成为他们试图摆脱心理冲突的凭借物，同时也成为他们内心痛苦的展现形式。
[1]钱穆：《中国文学论丛》，39～40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2]钱穆：《中国文学论丛》，33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3]钱穆：《中国文学论丛》，105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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