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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大族出身的贵族化士人只关心个人和家族利益，而对江山社稷不大关心，于是整个士人阶层之心态由救世而转为自救。
作为这种心态的理论升华，那种探赜索隐、贵无轻有的玄学便得以大盛于世。
如果说清谈是士人自救心态在生活方式、时尚层面上的呈现，那么玄学则是士人回归内心的产物。
有什么样的士人心态，便有什么样的学术文化，这一点在后世的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中均可得到印证。
从这个意义上看，一部中国学术文化史，就是士人阶层心理的演变史。
由学术文化观念向文学价值观的升华是文学价值观“层转”
过程的完成阶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倾向，与之相应，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价值观。
在同一时代有时并立几种不同的学术文化观念，与之相应，也会有几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同时存在。
先秦两汉儒学的救世精神在士人中占主导地位，故而在文学价值观上伦理教化功能被大夫突出出来。
从孔子开始，《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吕氏春秋·仲夏纪》《毛诗序》以及扬雄、班固、王充、郑玄等人的文论形成了以伦理教化为核心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人的个体价值为目标的玄学、佛学成为文化学术的主流，与之相应，在文学价值观上也转向文采声律、吟咏情性的审美价值。
哲学上是回归内心，文学上是娱情悦性，从陆机到刘勰、钟嵘莫不如此。
隋唐以降，情况就较为复杂。
由于科举制的产生和发展，统治者对士人阶层的羁縻控制更加有力，士人们于科举一途趋之若鹜，统治者又利用考试科目来统一文化学术，因此以往那种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思想家越来越少，而作为工具的御用文人、俗吏越来越多。
宋人马端临说：“自汉以后，九流寝微，隋唐之间又尚辞章，不复问义理之实，虽以儒自明者，亦不知何等为儒术矣，况其次者哉。”
（《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五）儒学是如此，其他学术也是如此。
如道家之学演化为道教神仙之术，也同样是放弃了社会批判精神。
唐代士人一是热心功名，二是醉心诗文，在学术文化方面的确颇少建树。
那么他们的文学价值观以什么为依托呢？从总体上看，一是儒道传统，二是佛释之学。
对于儒道，唐朝士人只是沿袭旧说，并无自己独得之见。
而对于佛学，他们则以原有的道家思想和儒家的心性之学予以阐释，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思想学派。
这里有一点需要辨明，那就是僧人思想家与士人的关系问题。
唐代是佛学传入中国后与原有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开宗立派的时代，中国佛教六大派别，即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律宗都是在唐代兴盛起来的。
因此从学术史或哲学史的角度看，隋唐佛学实堪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清代朴学并立而无逊色。
但隋唐佛学却不应属于士人文化范围。
佛学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主体是僧人，僧人有不少是由士人转变而成的，他们对儒道等传统士人文化也很熟悉。
但是一入空门，他们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具有士人的人格特征，因而不再属于士人阶层了。
佛释之学作为一种真正的宗教哲学同样也不再属于士人文化。
然而这并不影响士人阶层对佛学的吸取。
事实上，唐代士人大多喜欢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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