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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举制度并没有彻底弥合士人固有的人格冲突，社会政治状况依然决定着他们的心理倾向。
只是这种决定的表现形式不再是仕与隐的选择而是表现为是将出仕作为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还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区别。
或者说是以做官为手段还是以做官为目的的区别。
另外，也有社会动**、政治黑暗反而更刺激起士人阶层政治热情的例子，但这种情况，也还是证明着社会状况对士人心理状态的决定作用。
由士人心理状态向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形态的升华是文学价值观生成之“层转”
过程的第二个阶段。
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之观念形态的建构者，他们的文化建构是直接立足于自身特定的心理倾向的。
士人阶层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古代官僚系统的后备军与组织者，但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并不是御用知识分子。
如果说他们在政治活动中他们大抵以君主之意志为意志，那么在文化建构中就是另一回事了。
孔子、孟子及后世之韩愈、宋明理学家们都高标一个“道”
字，为行其“道”
、卫其“道”
，他们甚至不惜生命。
这个“道”
正是士人独立文化价值观的表征，它并不从属于君权，相反，倒是以规范君权、限制君权为目的的。
先秦诸子无不各道其“道”
，都敢于以王者之师的气概去谆谆教导君主们。
秦汉以后，君权越来越被强化，士人不敢再标榜自己是王者之师，不敢再公然表示要按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改造君主，但他们依然通过较含蓄、委婉的形式非常执着地去劝导、警诫甚至恐吓帝王。
观《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王充、韩愈、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象山、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直到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一流士人思想家，哪一个人的著作中没有教导君主的内容呢？由此可知，士人阶层的文化建构并非演绎他人的观念，决定这一文化建构之价值取向的只能是士人们自身的心理状态。
如前所述，无论在何种时代，士人心理都是由救世与自救两种基本倾向构成的。
只是在不同时代或不同社会状况之下，这两种基本倾向表现出的显明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从这两种基本心理倾向出发就形成了以个体价值为核心和以社会价值为核心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这两种文化价值观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两大基本体系。
子学时代百家争鸣，人人标新立异、自成一说，但落实到价值观上，无非是救世与自救两大派。
它们分别代表着士人二重人格构成的两个方面。
汉代学术，无论是杂家（《淮南子》《论衡》等）还是儒道（儒之经学、道之黄老刑名之学），抑或是史学（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都贯穿了一种明显的救世精神。
这是因为汉代统治者起于草莽，在政治上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文化上有建设精神，而征辟察举的选士制度又为士人开辟了进身之阶，因而汉代士人大都有一种昂扬向上的心态，基本上都是入世主义者。
魏晋玄学则是士人自救心理的产物。
汉代士人的救世精神遇到汉末的黑暗统治（外戚、宦官擅权），发生了激烈冲突，结果是士人阶层在政治上的惨败。
旋即又遭逢乱世，尽管曹魏时期士人救世精神稍有抬头，不久又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以及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权力角逐中再遭打击。
而门阀制度的兴起则更彻底地摧毁了寒门庶族士人建功立业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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