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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宋代，文学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张力平衡才因士人阶层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分化而受到破坏。
宋代士人的文学价值观可分为三派，一是“治教政令”
派，一是“载道”
派，一是审美派。
“治教政令”
派的代表人物是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他们本身就是杰出的政治家，全副心思都用之于政治改革上。
在他们看来，一切文化学术都只有有补于“治教政令”
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
文学必须服务于政治。
这派士人试图直接运用政治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对于传统士人欲以文化制衡策略来实现社会理想的做法失去信心，故而对文学提出更为具体切实的功利主义要求，“载道”
派与“治教政令”
派同是积极的入世者，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造社会。
但“载道”
派却不相信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试图从更宏远、更根本处入手（即所谓“立其大者”
），这就是改造人心。
他们继承了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之学，以道统继承者自居，将一切希望都系之于对“道”
的宣传体认上。
故而对于文学也就提出了“载道”
之说。
因此，“载道”
派与“治教政令”
派基本上都持汉儒的工具主义文学价值观，都将文学的形式和审美特性看作是附属性价值。
二者所不同的只是，一个以政治为目的，另一个以“道”
为指归而已。
另外，“载道”
派在理论上重道轻文，在实践上也同样如此，颇能做到言行一致，“治教政令”
派在理论上主张文学服务于政治，不重视审美价值，但在实践上却又能创作出许多无关乎政治并有很高审美价值的诗、词、文来。
这原因倒也不难理解：盖“治教政令”
派士人的人格一分为二：救世意识占上风时其为政治家，故要一切为政治服务；自救意识占上风时，其为文学家，故能追求陶情冶性之审美价值。
而“载道”
派却从心灵上用功夫，将救世与自救统一于斯，故时刻以“道”
为首位，不大关注诗文创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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