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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派以苏轼为代表。
他是“文学的自觉”
的体现者。
就是说，他将文学与政治分开，将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分开。
吟诗作文时他看重文学的审美价值；立朝为官时，他又能热心世务，努力有所作为。
对此派而言，文学能表情达意，陶冶性灵即可，不必非做工具。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的社会价值是士人救世意识的集中体现。
士人阶层自觉对社会负有责任，故而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试图塑造理想君主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故而重视文学的“美刺”
功能；有些士人获得了部分权力，于是试图用政治手段来改造社会，故而又主张文学服务于政治。
只有当他们救世不成而转向自救时，文学的审美价值才会受到重视。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35～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2]（清）刘宝楠：《论语正义》，132～133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3]（清）焦循：《孟子正义》，52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4]（元）陈澔：《礼记集说》，1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元）陈澔：《礼记集说》，1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元）陈澔：《礼记集说》，1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清）戴望：《管子校正》，121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8]（清）戴望：《管子校正》，147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9]（汉）王充：《论衡》，124～125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10]（汉）王充：《论衡》，138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11]（汉）司马迁：《史记》，113～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1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汉）班固：《汉书》，25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15]（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2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16]（汉）班固：《汉书》，24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汉）班固：《汉书》，24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8]（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4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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