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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以身作则,希望感化君主。
其用心之良苦实堪钦佩,但效果却几乎等于零。
手握大权的既得利益者谁愿意去做什么圣贤呢?士人想出的另一种办法则是劝君主“无为”
。
老子主张这种办法,一部《道德经》实质上也是说给君主听的。
老子反复讲述“无为而无不为”
“为而不争”
“弱能胜强”
“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的道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劝君主们不要有所作为,这样老百姓就可少受些荼毒,天下就能太平。
儒家也劝君主“无为”
。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孟子·离娄下》)《吕氏春秋》亦云:“明君者,非偏见万物也。
明于人主之所执也。
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
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
(《审分览·勿躬》)这都是劝君主要少办事,行无为之治。
但儒家主张君主无为又不同于道家。
道家不仅要君主无为,而且要人人无为,这是“损之又损”
的消解办法;儒家要君主无为却是想使士人有为,即分得更多的权力来推行自己的治国之术,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儒家规范君主的意识表现于文学价值观就是对“美刺”
“讽谏”
等文学社会价值功能的高度重视。
尽管儒家士人深知诗文创作本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人情所不可免的事,但他们却硬是将情感表现与规范君主的作用统一起来。
这种主张在《毛诗序》中有极充分的阐述,后世儒家如陈子昂的“兴寄”
之说、李汉的“贯道”
之说、柳宗元的“文以明道”
之说、宋儒的“文以载道”
之说,都是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士人“美刺”
“讽谏”
的文学价值观。
他们都试图以自己的诗文影响君主,经由君主的中介,使自己的“道”
——治国之术与社会理想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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