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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播乐以安之”
乃是以文艺手段来治人情以达于“小康”
的意思。
陈澔注云：“故必使之咏歌舞蹈以陶养其德性，消融其查滓。
而使之和顺于道德焉。”
[6]这样，文艺就成了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之一，从而获得社会价值。
又因文艺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使人情和顺，故而“和”
又成为对文艺的价值规定。
这是从儒家士人的社会理想升华出来文艺价值范畴的内在逻辑。
这与儒家从人格境界、自然秩序升华出的文艺价值规范（同样是“和”
）是完全一致的。
从孔子到康有为，“大同”
与“小康”
一直是儒家士人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与此相应和顺人情、陶冶德性也一直是儒家士人奉行的文学价值观的基本宗旨。
道家士人可以归为“厌世派”
，但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社会理想，这就是《老子》中描述的“小国寡民”
社会。
其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八十章）这种社会理想自然不同于“大同”
社会，而与“小康”
社会更是大相径庭。
一切都自然而然，剔除了一切人为的东西。
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一次描述过这种社会理想。
这种社会理想虽与儒家不同，但又都是对动**不安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也同样出于士人安顿自身、安排社会的动机，只是儒家的方法是积极的建构，道家的方法是消极的消解而已。
儒家要人人成君子，人人心中有一套伦理原则，要社会有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道家则要人人清静无为，人人心中一无所有，要社会还原为原始自然状态。
表现于文学价值观，儒家以教化为本，要文学纳入建构社会价值的工程之中；道家则以自然为上，要文学呈现一种清静恬澹的人生境界。
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塑造了士人阶层两种不同的人格，也造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观。
士人阶层将实现社会理想的可能性完全寄托在君主身上，这在他们自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并没有确立一种真正的制衡机制，知识分子面对庞大的官僚政体毫无别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于是，他们就试图靠塑造理想的君主来实现理想的社会。
在先秦，诸子们的著书立说，几乎都是说给君主们听的。
大致说来，他们塑造君主形象有两个办法：积极的办法是向君主灌输仁义道德，力求使他们成圣成贤，在心中培育起一种道德的自律。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这样做的，《吕氏春秋》的作者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在君主面前树立了几位“先圣哲王”
并以他们为榜样，要君主们去模仿。
他们以“王者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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