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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承续，其实又不然。
《庄子》此言是讲利用外物而不为外物所限制，是一种养生之术。
苏轼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
却是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遵奉的原则，指用心于可为之事，而不胶柱于不可为之事。
用他的话说便是“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
（《墨妙亭记》）。
这样，他就能在一切有利于济世救民的事情上积极进取，但又绝不因此而破坏内心的宁静。
这也就是“存无为而行有为”
“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之事”
的意思。
苏轼既不像陶渊明那样以同化于自然来换取心灵的解脱，也不像白居易那样以穷达为依据来变换自己的价值选择。
他超然于穷达之上，将进与退、仕与隐、救世与自救融合为一，使入世亦即出世，救世亦即自救。
根据当下境遇，在进取中获得适意，即使是教土人读书识字，亦犹如治国平天下那样欣然而行；即使是议论朝政国事，亦如吟诗作赋那样不计一己得失。
对于世事，他既能热心其中，孜孜以求，又能超然其外，不为所困。
这是士人二重人格一种新的组合方式，是对传统士人阶层仕与隐、进与退、救世与自救二重人格模式的突破。
这是在长期君权压迫下，士人阶层所能达到的最佳人格境界了。
在这里，先秦士人那种乌托邦精神已大大淡化，魏晋士人那适性逍遥的贵族化趣味也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一个有良知的士人在可能的情况下既努力在社会中实现自身价值，又时刻保持精神人格的完满自足了。
苏轼的人格特征在其文学创作中有极充分的体现。
他的诗、词、文、赋，从总体上看，既没有建功立业的豪言壮语，又没有满腔不平之情的宣泄，也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自命清高。
他的作品处处表现出一种达观，一种自信，并对一草一木、一个平凡的生活场景都保持良好的美感。
这正是人格自足的表现。
例如，他的《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
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
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
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
此诗作于诗人任黄州团练副使时，正是其仕途蹇滞之际。
但从诗中看来，虽写暮春雨霁之景，却无一般文士那种自叹身世、惆怅失意之情。
诗中虽也表现出一丝淡淡的孤独感，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审美体验呢！
又如，他在徐州所作《浣溪沙》词五首，在对乡村日常生活小景的描写中，表现出由衷的欣喜之情，这自是那些务心玄远的隐者所不屑为，沉浸功名利禄的仕者所不能为的。
其一云：“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能于这最平凡、最习见的生活场面中得到美的享受，这正是完满人格的表现，只有具有如此人格的人才能“无所往而不乐”
（《超然台记》）。
总之，从苏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大文豪在二重人格的重新整合上，在对儒、道、释思想的重新熔铸上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较之白居易那样明显的人格分裂是更高一种境界了。
如果说陶渊明是在将自己置于自然中以后才获得了人格结构的张力平衡，那么，苏轼则是在一切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获得这种张力平衡的，陶渊明虽在人生境界上达到了很高的层次，但这毕竟依然是以牺牲救世意识为代价，依然是高扬人格结构的一面，压抑另一面的老办法，尽管他“高扬”
的比较成功。
苏轼则同时将人格结构的两方面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并使之较完美地统一起来了。
他虽然淡化了士人阶层的乌托邦精神，但却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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