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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只是在田园生活中寻找美感，苏轼则在一切生活领域寻找美感，因此，无论是人生境界还是艺术境界，苏轼较陶渊明都可谓更上一层楼。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士人的人格特征、价值观念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阮籍、陶渊明是自救主义者，但内心深处却躁动着救世愿望；白居易、苏轼是救世主义者，但心灵深处却深藏着自救意识。
如认真考察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四位诗人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文学家四种基本类型。
阮籍所代表的是那些以外在的放达超脱掩盖内心痛苦的士人。
这些人虽不与统治者合作，却也未能真正实现心灵自救，其人格结构中的救世意识与自救意识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故而在诗文中表现出高迈远举与深沉忧郁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他们虽极力从老庄思想中寻取心灵自救的武器，但只能在某一瞬间使精神飞跃到大荒无垠之境，很快又会落到地上。
嵇康、谢灵运、李白等人均属此一类型。
陶渊明所代表的是那些以自救意识克服、压抑救世意识从而达到心理平衡的士人。
他们将老庄之道实现为具体生存方式，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来消解内心因救世愿望受挫而产生的痛苦，以山水田园生活来补偿心灵的匮乏。
他们的诗文较少哀伤激愤之辞，主要是呈现一种自然恬淡、与世无争的人格境界。
唐代诗人王绩、孟浩然、王维、司空图等均属此一类型。
白居易所代表的是那些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为处世原则的士人。
其价值选择以仕途的穷达为转移，时而是积极的救世主义者，时而是超脱的自救主义者。
士人的二重人格在他们身上不是表现为共时性的心理冲突，而是表现为历时性的人格位移。
其诗文自然也随人格的转变而分为风格迥异的两部分。
唐代诗人韦应物、储光羲，宋代诗人王安石、范成大都基本属于此种类型。
苏东坡代表的是那些力求将救世与自救和谐统一起来的士人。
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能既热心世务，又旷达适意，不以仕进为耻，不以隐遁为高，使儒家精神与道家精神重新熔铸为一种相得益彰的价值观。
他们以儒家精神去救世，但不取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他们以道释精神来自救，但不取其心如木石不问世事。
这样他们就将人格冲突的力度降到最低限度，基本上能保持心灵的完满自足。
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历来少有，刘禹锡、柳宗元庶几近之。
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诸大儒在人格境界上不下于此类士人，可惜文学上乏善可陈。
总之，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人格冲突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影响至巨，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士人二重人格相冲突、相调和的展现史。
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其安邦定国的政治理想与洁身自好的道德追求处于激烈的矛盾之中。
在群小当政的现实情况下，洁身自好便意味着对政治生命的否定，他既不愿失去政治生命，又不愿丢掉自己奉行的道德准则，于是便被置于两难选择的困境，唯有一死可以获得解脱。
他之所以成为士人人格冲突的牺牲品，主要是由于没有找到自我超越（亦即自救）的途径。
他既没有老庄的旷达超脱精神，又不能像孟子那样以修身为超越方式，他所缺少的正是老庄、思孟那种对形上价值的追求。
后世士人则可以出入儒道，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中寻求安顿心灵之术，这就使人格冲突得到缓解。
屈原虽为文学史上第一位大文学家，但他的人格境界却始终停留在政治伦理层面，而未能真正达到艺术境界（亦即形上层面）。
因此，他既不能救世，也无法自救。
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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