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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是儒家救世主义的倡导者，这不仅表现在他在仕途上积极进取、屡踣屡起的坚韧精神上，更表现在他那儒家正统的文学价值观上。
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一诗中写道：“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
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在《寄唐生》中又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在《策林·六十八》中又说：“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
这就把文学纯粹看作是救世的工具了。
但这只是白居易二重人格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又是位风流潇洒的文人学士，寄情山水，吟赏烟霞，饮酒狎妓，娴静恬澹。
他自咏其志云：“吾闻达士道，穷通顺冥数。
通乃朝廷来，穷即江湖去。”
（《读谢灵运诗》）又云：“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
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
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
（《我身》）这是他二重人格的充分体现，表明他对基于二重人格的两种价值选择的自觉。
白居易在仕途通达时，是位社会价值的积极建构者，而在仕途不顺时，又是位人世的旁观者。
他在遭贬江州时所作《咏怀》云：“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这表明，当他从救世转向自救时，他就自觉放弃了对人与事的价值判断，而专心营构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了。
这时他所凭借的思想除了传统道家学说外，还有佛释。
其《闲吟》云：“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
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
这与那位高呼“惟歌生民病”
的诗人简直判若两人。
苏轼所代表的是士人人格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他自幼博览群书、熟读经史，通过科举步入仕途。
就其整体思想而言，是兼取儒、道、释三家的，但观其一生行事，实以儒家济世救民精神为基本处世原则。
他的仕途极为坎坷，因在新、旧两党的政治角逐中敢于坚持己见，不肯随声附和，而为两方所不喜，屡遭贬谪。
但他却能始终保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论处境如何，都力求有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他又不同于白居易。
白居易的人生追求随仕途的穷达而转变，故时而慷慨激烈，以天下为己任；时而又闲适逍遥，颇能置身于世外。
苏轼则不同，即使是被贬到蛮荒之地的儋州（今属海南省），他同样能关心百姓，勤于政事，甚至还致力于文化普及工作。
这又颇近于范仲淹“进亦忧，退亦忧”
的忧患意识。
但他与范仲淹也有所不同，尽管他关心百姓，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都不失进取精神，但他却并非整日忧心忡忡，而是能做到忧中有乐，不论是顺遂还是困顿，都能基本保持内心世界的平和。
他既有进取的一面，又有放达的一面。
以往论者大都以为苏轼的进取精神得益于儒家，其放达精神得益于道释，这虽不无道理，却有简单化之嫌。
在我看来，苏轼的进取不同于传统儒家的救世，他的放达也不同于传统道家的逍遥。
他的价值观乃是对儒、道、释的重新整合与熔铸。
他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
（《答陈师仲书》）又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
（《宝绘堂记》）这种论调表面看来似乎完全是《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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